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1)

 

我國作為歷史大國，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通過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結合發展旅游行業。我國傳統文化對旅游行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進作用。當前將自然與人文結合起來的旅游已經成為旅游行業發展的新趨勢，無論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還是對旅游行業的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結合旅游元素的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經過歷時的積淀之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了相應的特點。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對人文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所以，可以影響旅游行業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通過二者的相輔相助，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并推動著旅游行業當中的人文資源的發展。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作用

 

旅游管理理念的進步與發展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在旅游企業在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應當同時注重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企業的管理水平，并且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理念的當中。

 

(一)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為本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樹立正確旅游管理觀念的重要思想。在旅游觀念的形成過程中，應當與我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保持一致。通過樹立以人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發揮以人為本思想的注重性，提倡貴民的民主思想，從而促進我國旅游行業可以持續發展。

 

(二)以和為貴的管理模式

 

我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儒家思想主張以和為貴，只有在旅游企業的管理模式當中注入以和為貴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才能提高旅游企業的凝聚力。只有打破傳統的旅游管理模式，將旅游管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將傳統的硬性管制的管理模式拋棄，采用含有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管理模式，促進旅游企業的發展。

 

(三)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

 

我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德服人，通過將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與以和為貴的管理模式結合起來，通過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融入到旅游企業管理當中，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提高管理水平，促進旅游行業持續發展。

 

三、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理論構建的影響

 

(一)加強旅游資源中精神文化的挖掘

 

旅游行業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旅游的概念也不僅停留在對景色的欣賞，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追求旅游區域的精神文明感受。所以，在對旅游企業管理理念的構建過程中，需要在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旅游項目投入資金，滿足當前人們的旅游需求。在旅游行業經濟發展的同時，應當注重結合當地旅游特色以及傳統文化，通過不斷的完善與進步，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環境。對于歷史建筑，應當注重定期進行維護，在挖掘其價值的過程中，注重對其中精神文化的挖掘，將歷史建筑中含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宣傳與推廣，帶動旅游行業發展的同時，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

 

(二)對文化旅游區域進行合理規劃與管理

 

旅游行業的發展會帶動當地旅游區域附近的金融、食品、商貿、住宅等多方面共同發展。在對城市旅游資源進行開發的過程中，應當注重體現出當地旅游的歷史文化底蘊，在對歷史性的建筑進行規劃或者擴建時，應當注重生態環境的建設，而不是對古城本身進行改造。在建設規劃過程中應當注重將景區內部的綠地率與森林覆蓋率設為規劃建設的重點。通過科學合理的旅游管理模式，對旅游區域進行實質規劃，促進旅游行業的持續發展。

 

(三)做好傳統文化旅游管理理論的推廣工作

 

傳統文化是我國歷史發展的精髓，在旅游行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當時刻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推廣。對旅游地區的旅游者、居民與相關工作者進行傳統文化的宣傳工作，提高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在旅游景點的開發過程中，需要將旅游推廣融入到傳統文化當紅總，通過開展展會、文藝活動等形式加大對傳統文化的推廣。同時可以利用我國傳統的節假日對 我國傳統文化思想進行宣傳，將傳統節日當中的人文文化、歷史文化等多方面元素介紹給旅游者，在提高旅游行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提高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發展了人文。

 

四、結束語

 

旅游是我國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旅游行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注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對旅游管理理念有著重要的影響，旅游企業應當深刻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人文精神，做好旅游景點的規劃與宣傳工作，通過完善景點建設，不斷的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并通過科學合理的管理理念，促進旅游行業持續穩定發展。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2)

關鍵詞：旅游文化 開發 歷史沿革

1、界定

旅游文化作為旅游學科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近二三十年來，國內學者對旅游文化的研究也由起始階段過渡到發展階段[1]。陳傳康（1996）指出：當今旅游開發的本質是旅游文化開發[2]。旅游文化既涵蓋旅游主體的文化，同時也包含旅游客體與旅游媒介的文化。目前，國內學者對于旅游文化的研究表現在理論與應用兩大方向上，但是與國外的旅游文化研究一樣，國內研究也存在著輕理論重應用的傾向[1]。旅游文化理論研究涉及旅游文化的概念、基礎、特點、傳統以及結構體系等內容；而旅游文化應用研究主要指旅游文化開發研究，趙飛等（2004）認為旅游文化開發研究包括對旅游文化應用理論、旅游文化開發實踐以及文化開發研究方法的研究[3]。

2、旅游文化開發研究歷史沿革

2.1旅游文化開發研究評述

國內學者對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始于1978年，而對于旅游文化應用的研究是從二十世紀90年代開始以旅游文化開發為主的旅游文化應用研究取得了明顯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喻學才，毛桃青（1994）以南京為例，認為旅游歷史文化開發必須解決好今人和古人對歷史遺跡的爭議問題[4]。束有春，焦正安（1998）提出可以圍繞佛教等宗教文化開發一些旅游文化項目[5]。彭歡首[6]等對長沙市以及泰山地區的旅游文化資源開發進行了相關研究。對于旅游文化開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于文脈開發、旅游文化開發策劃以及近幾年被學者普遍運用的文化人類學以及符號學的相關理論或視角。

2.2文脈的旅游文化開發研究

文脈（context）一詞，最早源于語言學范疇。它是一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其上延下伸包含著極其廣泛的內容，是集綜合性、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心理積淀以及自然環境為一體的四維時空組合。

陳傳康（1996）在國內首次將文脈引入旅游開發中，他認為旅游開發規劃應當充分重視對文脈的發掘，景區開發規劃既可以順應當地的文脈，也可以突破文脈，從而達到出奇制勝的目的[2]。張國祥，杜強（2012）認為成功的旅游規則，一定會對當地文化進行系統梳理，形成交化脈絡，并將其融入項酋的主題定位、產品譜系之中，形成差異化品牌，最終在良莠不齊的旅游產品中脫穎而出。他們從涉縣媧皇宮規劃中，提煉出女媧文化的主脈，從而打造了全窗頂級的女媧文化體驗境區。

3、旅游文化開發研究

3.1旅游文化開發策略研究

旅游文化開發策略研究對于旅游文化的開發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作為旅游文化開發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文化開發策略研究占到了整個旅游文化開發研究的較大比重，其中旅游文化開發策略相關研究所占比重在不同年份旅游文化開發的研究上普遍較大。邵永平（2012）通過對察布查爾縣發展民俗旅游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提出了察布查爾錫伯族民俗旅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選擇，即：制定民俗旅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創造民俗旅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創意行業、開發民俗旅游文化新產品以及引進和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創意人才。

3.2區域旅游文化開發研究

旅游文化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空間分布的變異性特征。旅游文化區劃的主要依據是作為文化內涵豐富的人文和社會旅游資源的空間分布。區域旅游文化開發要著力于不同地域的人文和社會旅游資源，對其進行開發要把握主導因素原則、相似性原則以及地域完整性與區域集中性原則。以湖北鄂州為例，從旅游文化視角出發，就區域旅游文化的表現形式、空間格局及其行為趨勢，探討了其旅游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和區域獨特性，從而揭示其豐富的旅游文化內涵。

3.3基于人類學視角的旅游文化開發研究

目前，國內基于人類學視角的旅游文化開發研究正逐步開展起來。如探討西方旅游人類學的學術淵源、研究立場，揭示其對建構中國旅游文化研究的啟迪意義，認為在制定旅游文化開發策略的同時，要采用人類學研究方法中被稱為“影響分析”的方法，將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相關因素都放在一起考慮，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旅游失控或者旅游資源的過度利用。

3.4基于符號學視角的旅游文化開發研究

l9世紀以來，符號學取得了快速的發展，這使許多相關的學科發生了變化。國外許多學者嘗試運用符號學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詮釋，符號學是作為跨學科的一般認識論和方法論，它為提取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提供了更加理性、明晰、規范的原則。旅游主體文化包括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質、興趣愛好、性格心理、行為方式等內容；旅游客體文化包括旅游歷史文化、旅游飲食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宗教文化等內容；旅游介體文化包括旅游商品文化、旅游服務文化等內容。將符號學的相關理論運用到旅游文化開發上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基于符號學的旅游商品文化研究、旅游建筑文化研究以及旅游行為方式研究等方面。

4、結論與展望

目前，國內學者對于旅游文化研究，尤其是是旅游文化開發研究還不夠成熟。從國內學者對于旅游文化開發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定性分析方法被普遍采用，涉及到的研究方向主要為基于文脈的旅游文化開發、旅游文化開發策略、區域旅游文化開發、民族旅游文化開發等內容。近幾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逐漸從人類學以及符號學角度出發對旅游文化進行研究，但是對于旅游文化開發的相關研究還很少，人類學以及符號學作為與文化聯系較為緊密的學科有著較為成熟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這對于旅游文化開發研究來說具有很多可借鑒之處，在研究趨勢上也會逐漸成為旅游文化開發研究的新視野。

參考文獻：

[1]沈祖祥.旅游文化學導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陳傳康.城市旅游開發規劃研究提綱[J].旅游學刊，1996（5）：31-34.

[3]趙飛，彭華，姚靜.國內旅游文化開發研究綜述[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4（16），2：48-52.

[4]喻學才，毛桃青.關于南京旅游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J].南京社會科學，1994.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3)

[關鍵詞]旅游；人類學；建構；本土化

[作者]李偉，云南師范大學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一直是時髦的學術詞匯。在文化學的視野里，共時態的“全球化”事實上構成了一個由多維文化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觀。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旅游作為文明人類的一種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個角落蔓延開來，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文化現象。當人們開始廣泛購買由旅游過程所帶來的人生體驗時，就表明社會已從實用性的物質消費時代轉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費時代，現代與后現代文化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可見一斑。作為一種被深度認可的社會現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發生動因、發展規律以及衍生問題，從而為旅游人類學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會貫通的語境前提。

一、旅游人類學的建構

旅游人類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指導弱勢文化地區的旅游發展為己任。因此，運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現象的本質(包括旅游影響的文化本質)就成為研究者的目標。西方學者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論成果，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論基礎，所產生的巨大學術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要達到指導旅游地發展的目的，僅僅依靠“解釋”或“認知”依然是遠遠不夠的。這就要求旅游人類學的學科屬性要從“人類學性質”轉向“交叉學科性質”，在此思想指導下，旅游人類學的理論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慮。

(一)研究范疇

旅游行為是人的行為，個體行為的加合成一種社會性的常態，成為社會現象；而人類學的研究宗旨則是以文化理論為利器，破解繁雜的社會表象，揭示其文化內涵，進而發現人類社會的演替規律。所以旅游人類學研究也應以“人”為主線，探索旅游現象的文化內涵、發現旅游的文化影響并揭示這種影響產生的社會推動作用為其研究的主要范疇：

1、旅游現象中的“人”

根據社會角色理論，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動中，各種人群按照參與行為的不同功能進行角色分類。即旅游者、旅游服務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動中的行為主體，是旅游行為的具體實踐者，在其行為過程中，牽引出了其他角色行為；旅游服務者是旅游活動能夠實現的具體保障者，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直接參與旅游保障行為的各種從業人員，為完成行為主體的活動而提供各種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參與旅游服務的當地社區，其具有兩個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觀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環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為一次旅游活動提供具體的服務，但卻從整體上監控旅游現象的產生、規模與節奏，協調旅游行為者之間的關系，維護旅游交易行為秩序等。在社會發育較為成熟的區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的面目出現，而在社會發育程度不高的區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職能部門承擔。

根據經濟學中的供需理論，一次完整旅游活動的各種人群可依照交易行為中的狀態進行分類：即消費者、供給者和“保障”者。

消費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據旅游消費行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內涵。供給者即旅游相關行業經營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動中提供各種服務的職業性人員。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種職業行為特征，是旅游從業人員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現?！氨Ｕ稀闭咧饕侵嘎糜蔚厣鐓^，它所提供的社會保障是旅游活動完成的基礎。而旅游行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為中得到不同體現，或增強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這事實上就是指旅游的“雙刃劍”效應，或區域旅游發展中自我制約的文化內涵。

2、旅游人類學研究的“著眼點”

如果認定旅游是一種“異地性”的特殊消費行為，那么“異地性”特征就成為研究的基點，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曉蓮所介紹(宗曉蓮，2001)，西方學者從三個切入點對旅游進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會、游客和客源地，這顯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統”的基礎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異地性”的理念，劃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從而進行兩地的文化對比。理論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類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類學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現代社會?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類學”就可以轉化為“城市人類學”或其他人類學了。需要說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發展的實際及旅游研究中約定俗成的觀點，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會認可度較高，現實旅游流較大的地域。因此，“異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類學需要新的研究“著眼點”。

如果一個人從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費行為、及其完成這種行為的各種“保障”事實上只發生在B地。因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種消費行為是消費者與社會公共服務的交易行為，其性質與非旅游者并無差異。由此可見，旅游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及文化現象均表現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稱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類學研究的具體“著眼點”，對旅游地區域內所表現的各類人群行為的文化解釋與探究，也就成為旅游人類學的具體研究范疇。

(二)研究立場

旅游是現時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社會層面的分析與研究必然納入到旅游學者的視野。但泛化意義上的社會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由此導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齊放的繽紛“場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學科“交叉性”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

從歷史的角度看，旅游現象是文明進步、社會發展的時代性成果，其產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動因。因此，社會學、人類學似乎對旅游現象的本質、旅游的發展規律，以及旅游的社會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盡管社會學、人類學研究視角具有差異，但在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二者逐漸融合共通。均從注重宏觀層次的社會、文化演變，轉向個體的、心理的、主觀層次的、微觀層次的研究。雖然社會學強調社會行為、社會關系及社會結構的研究，人類學強調文化符號解碼、文化體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討，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社會行為、關系及其結構的產生離不開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體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結構而顯現其差異性。

社會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社會的表征，研究對象本身的交叉性，導致社會學、人類學在研究范圍、研究對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層次上存在著天然聯系，而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我國人類學一開始就與社會學緊密結合在一起。老一輩人類學家如林耀華、吳文藻、費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會學背景，恰恰是人類學與社會學交叉融合才使他們對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出現了《江村經濟》、《金翼》、《涼山彝家》等經典之作。特別是費孝通先生畢生致力于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他的小城鎮研究、社區比較、協調發展等成果為中國的建設提供了有利的理論依據，正是因為費老將人類學和社會學交叉結合，其研究才能夠卓有成效。這種研究理念與范式為我國旅游人類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并成為旅游人類學實際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場。

由以上分析可見，人類學介入旅游研究，事實上是介入到當今社會的一種特定“社會事實”的研究。旅游人類學的建立，是因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天然聯系而產生，是人類學自身學科性質使然，也是時代、社會、旅游發展的客觀要求，而所謂“旅游者與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具有行為過程和表現的相似性”，并不能成為人類學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類學應以文化理論為工具，以旅游現象中的各類人群為主線，以社會學理論、方法為借鑒，立足于當今時代的社會現象(旅游)研究，探討旅游現象中各類人群的行為、關系和區域旅游運行機制的文化內涵，揭示旅游對社會的互動影響規律，為旅游發展及區域社會進步提供理論依據。同時，也沒有必要區分旅游人類學和旅游社會學，人為設置本來就較為薄弱的學科藩籬，二者應結合起來共同對現實社會中的旅游現象進行研究。

(三)理論框架

旅游“認知理論”需要解釋旅游現象中的兩種關系，其一為“人――地關系”，其二為“供――需關系”。所謂“人――地”關系是旅游系統中的基本關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產品及其旅游環境。這是從宏觀層面上、粗線條地將旅游現象中的對應雙方規定為“主體與客體”(與旅游系統中的三分法相對應)。旅游人類學應被視為“旅游認知理論”的一個分支，客觀上要求將其研究對象進一步深化，即以解釋旅游現象中的“人――人關系”作為研究基點。這就需要將“地”中有關“人”的要素提取出來，從而能夠探討旅游者、旅游服務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為、關系、制度三個不同層面上的人的社會活動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動因和文化后果。具體地說，旅游人類學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現象中，各類人的一定的行為如何表現一定的關系，一定的關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進而研究行為、關系、制度三者背后隱藏的文化內涵，以及旅游與社會的互動功能。

事實上，這種“人――人”關系仍然具有三個層次的內涵。其一，情感內涵。即主、客體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換內涵。即主、客體的交換行為與關系；其三，制約內涵。即主、客體在行為過程、關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制約的制度模式，以及這種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內涵。

鑒于以上認識，可概括出旅游人類學的理論框架如下(圖1)：

二、旅游人類學研究的本土化

總結近20年的中國旅游研究，可發現其困境在于多學科交叉后的邏輯線索紊亂與其理論建設參照坐標的匱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觀的臆想去賦予它一種理論的“科學性”和實踐中的“指導性”。實際上，在旅游理論范式與觀念結構的合理性和邏輯性還沒有厘清之前，過于強烈的“科學理論情結”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學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結論，要么是“話語霸權”的結果，譬如南開大學的余書煒對旅游研究的質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學決策依據”面目出現的研究成果，其在實踐中是否具有指導意義?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實上，在真正認識、理解、把握某種自然或人文現象并建立一門科學的理論之前，“理性思維邏輯”都要比那種看似“科學”的“研究結論”更真實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學性辨識，要以某種理論作為參照，通過“批評式”的討論，才能具備對旅游現象的客觀理解與把握能力。上世紀90年代后期所引進的“旅游人類學”思想，可以對國內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審視，從更為宏觀的文化層面承擔“批評”任務；而人類學研究中的弱勢群體立場及非功利性傳統，也使旅游人類學具有“公正性批評”的職能?？梢?，以“旅游人類學”作為旅游理論建設的“參照系”，可以促使各學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與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評的必然性

旅游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學科的介入理所當然，但正緣于此，不同學科立場的研究成果，一旦納入“旅游學”整體框架，就顯現出其概念的分歧與理論邏輯的混亂，譬如對于旅游概念的認識就莫衷一是：地理學立場重視其人的空間位移；經濟學立場強調人的消費及其后果；管理學立場關注人的數量統計；文化學立場則看重人的行為意愿等，皆因學科立場不同而出現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認識。猶如盲人摸象，導致了后續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隨意性及“旅游學的結構散亂、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談、不務實際的學術風氣，影響著旅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的境地。

“概念”作為科學的研究范疇規定了我們的想象和思想資源，也規定了我們的思維模式。當一門學科的概念嚴謹并發揮強有力的學術統一功能時，概念在學科研究整體中的存在就是結構性的實體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幾乎所有概念都因不嚴謹而不具備學術的統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點在于“旅游”，或許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狀態，其概念定義和理論研究也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一目了然、無須證實、無須論證、無須解釋的常識性的知識形態，因此對“旅游”的不同專業背景的理解，必然導致旅游研究領域出現“大雜燴式”的混亂局面。

此外，“旅游資源”作為我國學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資源開發與規劃》中就列舉出了郭來喜、陳傳康、周進步、保繼剛、Houoway J C、及國家旅游局等多種定義。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學概論》、《旅游資源學》、《旅游經濟學》、《旅游管理學》、《旅游規劃》等教材及一些論著中，其定義不下幾十種，顯示出作者不同的學科立場。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學專業背景，其定義強調“對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歷史文化遺產、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創造物”。后續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根據自身主觀理解對“自然存在”、“歷史文化遺產”、“人工創造物”等用詞進行了替換?！奥糜钨Y源”這一概念對旅游研究影響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學科及理論，如“，旅游資源學”、“旅游經濟學”、“旅游開發與規劃”等等；以及所謂“旅游資源調查”、“旅游資源評價”理論等。該類定義的關鍵詞在于“吸引力”，這是一個極端模糊的、大眾性語言的限定詞匯，無法用學術標準予以衡量。事實上，任何存在(無論實體還是精神)都無法運用科學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學科及理論研究的科學

性，或稱客觀性難道不令人質疑?與此相類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場、旅游產品、旅游開發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態旅游、體驗旅游、休閑旅游等。這樣，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專業立場的理解，導致了旅游研究的無邊界性、無邏輯性、無統一性特征(當然，也可美名其曰為跨學科、多維度、多層面特征)，進而導致旅游學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現象的本質層面上進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來。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可謂旅游學中“較為成熟的理論”，在我國旅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和推崇，但我們顯然忽略了中西旅游產生的背景與旅游發展道路的不同，使這一“理論”的中國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國家旅游屬“自發性”旅游，多數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動下產生并發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規律；中國旅游的“政府主導性”，使多數旅游地是在“供給者”的建設中產生，加之我國旅游層次的時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并不存在所謂的“巴特勒規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謂理論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的旅游發展現實。

從旅游經濟角度看，旅游因其經濟作用而最早被經濟學界關注，從而形成了整個旅游學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產業經濟學。然而，旅游業是否是一個產業?已故美國學者托馬斯?戴維森(Thomas Davidson)認為，旅游業不是一個產業，而是一個產業組合，因為旅游需求方實際創造的價值與所謂的旅游產業(旅游供給方)可觀察計算到的產值間存在明顯的不對稱現象。旅游的經濟現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產生的效應，而不僅僅是某一部門的收入效應，即旅游的經濟現象是“支出推動型”，而非“收入推動型”。因此，將旅游定義為產業是不正確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實情況的。旅游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它既是推動經濟進步的發動機，同時又是一種社會力量。這就對傳統的旅游學理論提出了挑戰。

這里沒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圖，只是欲通過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學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需要在更高層面上予以審視和批評，才能整合各種專業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夠形成旅游學整體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機組合形成一個更加符合旅游實際的學科門類。我們需要對20年來中國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門學科以對抗“傳統的旅游理論”，從而為新的建構奠定基礎。

本學科內的學術批評與反思很難超出其范疇而在根本上實現理論突破，反而會演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復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評”的外延要大于經濟學、地理學及管理學對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門學科能夠通過回溯“研究歷史”以爭取到合法化的批評地位，“歷史”是在某種文化背景下所講述的歷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變的文化歷史，因而旅游人類學理所當然地充當了這一角色?？陀^而言，或許旅游人類學本身并沒有強大的理論力量，但其批評性立場與職能，卻可以監督和制約其他基礎性學科對旅游研究的邏輯上的混亂和理論的無效。

(二)作為對抗模式的旅游人類學

特殊時代性背景下，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也顯現出急躁性特征，于是發展的迫切性與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對應，現性即產生出旅游研究的“實用性”目標。全國各類學校旅游專業的興建要求旅游教學的體系化，導致各類旅游教材紛紛“出籠”，呈現出“烏托邦”式的旅游理論體系。在這種趨勢召引下，本為揭示旅游現象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旅游各類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隨“教學需求”進行著“實用性”的功能轉換。在“利益”趨使下，“旅游研究”的現實目標本身就與其理想的研究目標背道而馳。

因此，在數以千計的各類論著中，相互“借鑒”和重復的內容屢見不鮮，各種觀點的主觀性與隨意性不勝枚舉。中國的旅游學研究表象上已經“枝繁葉茂”，但是支撐這些枝葉的樹干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培育。所謂“重實踐、輕理論”已為學界所詬病，急切中拼構而成的“旅游**學”或“**旅游學”等“理論”，不僅遠離旅游現象本質，而且誤導了青年學者，從而導致學界發出了“旅游理論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論學習是要學到什么?”的吶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張曉萍等一批學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類學理論旋即在中國旅游學界流行開來。檢索21世紀以來的國內旅游研究論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類學者的理論或觀點，如“神圣旅程”、“人生禮儀”、“舞臺真實”、“旅游地文化涵化”等。這種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場、視角和獨特的敘事風格，使旅游人類學一開始就作為一種旅游研究的“對抗模式”存在，解構了原有旅游理論中的概念體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觀上具備了文化理論的坐標，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批評”角色、承擔了“批評”任務、顯示了“批評性”的職能。

旅游人類學借助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一些理論對旅游現象進行分析，并建構了自身理論。從思維模式的角度看，它對旅游研究有兩個方面的貢獻：

其一，對旅游現象的“本質性”剖析。旅游人類學避開了對旅游現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間位移、交易行為及其影響等，而借助“社會表象理論”，利用人類學的經驗和知識作為參照物去解釋旅游現象，將旅游現象具體化和形象化，出現了所謂“神圣旅程”、“人生禮儀”等認知視野。事實上，這本身也是人類學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對以往旅游現象研究的啟示在于：

1、旅游現象的認識是有關生活的復雜的知識體系，其解釋包括研究者的價值觀、信仰、態度等要素；

2、認識到旅游現象的內容和過程的重要性；

3、旅游現象的文化內涵能幫助定義旅游事實；

4、旅游行為包括群體與個體間文化的溝通和互動；

5、通過運用暗喻、類比以及與原型的比較，將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識框架體系之中；

6、旅游現象的文化解釋能對其行為及其影響研究加以指導；

7、社會現象的解釋將社會事實與其發生的文化環境聯系起來。

簡言之，旅游人類學研究的思維邏輯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會事實――內容分解――要素關聯――文化內涵――影響后果。這種思維模式有利于人們理解旅游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旅游行為特征的文化內涵；有利于人們探討旅游行為方式的穩定性與動態性；有利于人們對旅游發展的社會后果做出科學預設和響應；也有利于從研究者的立場判斷其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一般認為，旅游發展會對旅游地社區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這種假設是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在實際調研中社區人們也會受這種判斷影響，而將社區一些問題歸咎于旅游發展，但事實上，需要考慮各關聯要素的文化內涵，使旅游發展與旅游影響實現“對接”，將“干擾因素”與“旅游發展”相剝離，才能得出客觀而科學的研究結論。

其二，運用人類學中的“符號理論”對旅游系統進行闡釋與理論建構。

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強調，文化是指從歷史沿襲下來的體現于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征符號體系表達的概念體系，人們以此進行溝通，延存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

將旅游理解為個體與自然和異文化社會相互溝通的互動過程時，旅游體驗就帶有鮮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號意義，而旅游行為并不是簡單的“異文化”間符號傳遞，而且還是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建構行動。旅游主、客體行為在各種具體的旅游環境與過程中構成了獨特的文化符號，對這種符號的文化解讀，既詮釋了旅游系統的文化內涵，也建構了旅游人類學的理論。

西方學界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把符號學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麥坎內爾(《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1976)、庫勒(《旅游符號學》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類學》1983)等都是旅游符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國內學者楊振之(2006)、謝彥君(2005)、彭兆榮(2004、2005)等也曾對旅游符號理論做出研究。這些研究內容涵蓋了旅游吸引物的符號解碼、旅游者行為的符號建構、旅游動機、旅游決策與旅游影響等的符號認知等等。

運用符號理論解讀旅游者、旅游供給者行為背后的文化內涵，對研究者而言，無論是想象的滿足，還是異文化的馴化，都表明了對旅游現象及其影響的深度認識，更貼近旅游的文化本質。因為其思維邏輯是：發現符號――解讀符號――揭示其文化內涵――尋求對策。

當旅游人類學以旅游地為基點進行主、客體行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統的文化關系時，其立場總是在“現狀批評”的模式中表現出“自我反省”的思維狀態，在人類學語境中一次次揮起對旅游實踐和“傳統”旅游理論挑戰的長矛，從而形成一種形而上學的對抗模式。馬猻煒先生在其“文化符號的建構與解讀――關于哈尼族民俗旅游開發的人類學考察”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旅游研究批評并不意味著旅游研究的終結，批評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狀態，消除具有壟斷性的“話語霸權”或者是已成定論的某種觀點，將研究思維本身納入思維與反思的過程之中。旅游人類學在我國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評的機會，是現代旅游研究進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清場作用”。

旅游人類學與我國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異與裂隙，雖然具備了一定的批評能力，但其自身發展仍需要一種學科的整合，需要具備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識，需要與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實現有效結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終極性”的思想。作為一種批評模式和對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類學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鏡子”，使其他所有學科的旅游研究能夠檢審自己，從而推動現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漸科學化。

(三)文化研究――向著存在論與人類學的辯證綜合

在當今旅游理論研究及旅游實踐的場域中，旅游人類學研究的開展與實現，不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視界，打開了旅游研究與旅游敘述的多元的呈現方式與闡釋向度，而且也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建立起廣泛的意義關聯，同時也找到了人類學話語方式對旅游研究的切入點。這一切極大地改變了其他學科旅游研究與文化場域的生態構成，因此，旅游人類學一出現就引起了旅游學界的廣泛興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臨的現狀是所謂基礎性的學科劃分(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造成了對于真正深層次問題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內在動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當下時髦的不著邊際的泛化，使“文化”過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個近似于本體論的虛指，由于旅游人類學“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為原因和定義在起作用，而是作為效果和影響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學》最后一章中，專門討論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難題。我們事實上不可能接近那個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們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體論的預設來展開。在今天，商業性大眾文化正在發揮著一種類似于意識形態的功能，它們與傳統意識形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對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生活中符號與文化、價值與反價值、現實與虛構被大量復制，旅游事實上就是生活的復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們達到一種抹平差別的神秘化效果。因此，從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復制”與“消除差別”成為“消費者”的文化主題。

然而，傳統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學的思路與規制，總是從旅游客體對象的角度對單個的“景觀”進行審視，傾向于不置可否的說明與描述，或者將其作為旅游審美的例證，形成對旅游文化的單向度解釋。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是長期困擾旅游文化研究思維的枷鎖，我們總是抽象地、先驗地設定一個“旅游文化”研究客體，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為一個經驗性的研究對象始終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維也因此處于一種“懸空”狀態，無力澄明研究客體。鑒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從“美學”的思維模式中退出來，尋找旅游中的文化經驗事實，建立一個全然不同的理論視野。從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出發，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經驗事實為基礎，探討其文化意義與文化關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將從根本上超出美學視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實”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類學理論而展開。人類學經百余年的發展已經形成成熟的基礎理論，這種理論使旅游文化研究從根本上依托人類學的“整體觀”視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學的老路，而具備了深沉的經驗主義品質與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疇除了大眾文化之外，還涉及民族、階層、性別、地域等等領域。按照傳統的研究思路，這些領域分屬于不同學科，但從人類的視野看，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學的文化表達范疇，并且人類學的話語構成與表現方式也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樣板，而人類學在文化研究中的“經驗邏輯”，也會使旅游的文化認知更加全面。

三、結語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4)

無論是旅游學術界，還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機構，或是教育行政主管機構的人士，如果稍加注意便會發現，旅游學科多年以來始終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而且近些年來，這種尷尬局面似乎越發明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自旅游學科萌發以來，始終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而總是從屬于或被劃入某一門傳統學科。例如，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學科分類目錄或圖書館文獻目錄中，旅游被劃入經濟學科，以“旅游經濟”子學科命名。與此同時，旅游研究中的一些內容會被劃入歷史類或文化藝術類。1997年國務院學科目錄調整后，旅游被納入管理學科，列為工商管理之下的二級學科，以“旅游管理”命名，一直持續到現在?？偠灾?，始終未能自成一體。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被歸入工商管理中的旅游管理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卻與工商基本上沒有什么聯系。其二，旅游研究在國外已有了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中國也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但尚未形成一套獨立的理論學說和理論體系，而更多地是利用或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研究旅游問題。這種借用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一種套用，或像國內某些人的做法，淪為一種簡單的“貼標簽”工藝，例如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文化學等。此外，一些較為成熟的學科都會有一些支柱性子學科，例如經濟學中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法學中的“法理學”、“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又如歷史學中的中國通史、世界通史、斷代史、國別史以及政治、經濟、文學、史學和法制等專題內容的歷史。然而旅游學科卻始終缺乏這類支柱性子學科，給人以“發育不全”的印象。其三，以學科為存在基礎建立的本科院校旅游專業(此處暫且不談以實業運作為基礎建立的高職院校的旅游專業)的畢業生在就業上越發面臨困難，被用人單位指為“理論脫離實際”、“高不成低不就”、“不好用”等。圍繞上述旅游學科的尷尬局面，人們不可避免地會提出一些質疑:旅游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涉及的關系和問題如此復雜，能否可以有一個學科獨立地擔當起對之加以深入研究的功能?旅游現象中的問題涉及眾多不同學科的理論，旅游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體現這一學科內在規律性和特點的理論基礎、基礎理論、方法和方法論是什么?旅游學的根本研究對象是什么?既然旅游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用現有學科的理論幾乎完全可以解決，為什么一定還要有獨立的旅游學科?筆者首先十分愿意肯定這些質疑者的探索精神，科學研究就是從對有關問題的疑問開始的。但筆者同時以為，對上述質疑似乎不能簡單地做出結論，說旅游學難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或者說旅游學就應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質疑是科學研究的開始，卻不是它的全部，我們需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理性思維，從這些質疑提出的出發點切入，一步一步深入研究:我們需要追蹤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軌跡，需要探討旅游學科得以建立的基礎，如果旅游學科的建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那么，我們需要科學地構建它的理論框架，形成它自身的方法論。此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就是旅游學科建設者的科學素養。

一、旅游學術研究軌跡

一種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的出現，通常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對之加以研究，通過研究發現問題，探討規律，提出假說，形成理論以至創建學科。旅游現象也不例外。旅游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自19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以來，也引起了各科學者的廣泛興趣，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范圍、不同深度和廣度研究旅游問題。既然科學研究是創建學科的開始，因此，我們似應首先追蹤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軌跡，了解學者們的工作和成果。

1．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毫無疑問，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早于中國，因為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來品。國外整個旅游研究進程大體上分為三個時期，即認知時期、確立時期和發展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國內學者始終十分關注國外旅游研究動向，試圖從國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開大學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學刊》發表系列綜述《國外旅游研究進展》。申葆嘉教授認為，國外旅游研究的重要問題包括旅游經濟學研究、旅游社會學研究、旅游人類學研究、旅游的環境和生態學研究、發展中國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1］。華東師范大學學者張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內的382篇文獻作為樣本，從研究熱點、研究新視角和研究的薄弱環節三個方面綜述了國外旅游研究動向［2］。文獻資料表明，國外旅游學術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學者們從自身研究興趣，從不同學科背景、不同角度進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個統一的組織，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個自發形成過程。盡管從表面上看顯得較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觀察，依然能夠對研究范圍、研究熱點、學術研究活動的規律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

2．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來形容，絲毫沒有夸張之嫌。應當說，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幾乎和旅游事業同時起步。經過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來形容也不過分。2010年，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旅游研究論文集》，包括“30年研究評論”和“旅游科學年會論文”兩個部分，共收錄了154篇論文，計106萬字，第一部分分為旅游綜合研究、旅游產業經濟、區域旅游發展與規劃、其他旅游研究等四個欄目，第二部分內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產業、旅游經濟與管理、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地方旅游實踐等五個領域。論文作者所代表的學科包括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管理學、旅游人類學、旅游社會學、旅游市場學、旅游公共管理學和城市旅游等［3］。從國內旅游研究總的情況看，旅游產業研究、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旅游教育、旅游基礎理論和旅游經濟管理等方面的論文所占比例較大，反映出國內學者研究領域的集聚程度。相對而言，應用性研究較多而基礎理論性研究較少。但是，近些年來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這就是基礎理論性研究的數量和研究質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逐漸意識到，不能長期停留在就事論事的研究層次上，應用研究需要基礎理論的指導，需要從理論研究中找到根據。此外，中國的旅游研究還有一個與國情相關的特點，這就是由于中國當下實施的是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內的各項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規劃和管理機制下進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為政府的旅游發展政策服務的，而且政策導向和相關的激勵措施十分明顯，例如研究課題經費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評獎以至研究人員的職稱晉升等各個方面。毋庸諱言，會有一些功利主義現象存在和發展，會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實上未必建立在科學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上而成為政府旅游發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一些區域性旅游產業發展規劃中，不顧實際情況，千方百計地論證旅游可以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3．旅游學術研究與旅游學科的建立在旅游學術研究中，特別是在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中，都在探討旅游學科的建立問題。其關鍵性內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框架結構如何?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關于這些問題，筆者首先注意到，國內外研究的關注點似乎有較大區別:國外學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興趣，更多地關注其所研究問題本身，而國內學者則更多地關注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這種現象可能與中國文化中更重視整體而非局部、更重視綜合而非分析的傾向有關。已有多名學者在其論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確的觀點。例如，石培華等在《旅游學科的自省與超越》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在不斷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漸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學科支撐的綜合性旅游學科群，并逐漸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占據一席之地?！薄俺蔀橐粋€不斷成長、潛力無限的新興學科”?！搬槍Κ毺氐难芯款I域，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并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研究模式和方法體系”［4］。胡善風等在《關于加強旅游學一級學科建設的幾點思考》一文中認為，“設立旅游學一級學科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一件大事”，并且將建立旅游學一級學科的客觀根據總結為政府對旅游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視、旅游學科和專業建設取得的成就、旅游學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學術交流的增強等［5］。曹詩圖在《試論旅游學科的構建》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這一綜合性的社會人文科學應是獨立的一級學科，不應該從屬于管理學科或經濟學科”?！霸诼糜螌W科體系構建上可以分為基礎層次、應用層次和哲理層次等三個層次”，并且認為，“旅游學科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和獨立的學科，必須在組織機構、概念體系、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等幾個方面都達到學科所要求的標準”［6］。杜江、張凌云等在《解構與重構:旅游學學科發展的新思維》一文中認為，“改變現有的將旅游學科設置在工商管理項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構建一個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的、跨學科、多維度、多層面的旅游學研究體系框架已日趨成熟”［7］。上述學者的研究及其結論有幾個共同點:第一，對旅游學科的前景充滿信心，這種信心行將成為鼓勵學者繼續從事旅游研究的較強動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現象運行固有的自身特點，并將其認同為旅游學科從邏輯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第三，清醒地認識到旅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完善尚有許多工作待學者們繼續努力。筆者以為，從旅游學術研究的開始到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一個受其內在規律性制約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往日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和法學等學科上百年的建立和發展歷程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對一門學科發展的信心能夠促進但不能代替其發展過程。我們需要以科學的態度，以理性思維構建旅游學科。這就需要我們科學地確認其建立基礎和客觀地評價其發展現狀，學科的理論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規律的形成過程，而不是刻意設計策劃的過程。在百家爭鳴和大浪淘沙的過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實根據和科學根據的學說和學派逐漸得到公認從而被確立，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和發展。殊途同歸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不同國家的學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條件下，會得出相同或十分類似的研究結論或研究成果，這是由于他們遵循了共同的旅游運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觀規律。在學術研究上不能人為地、刻意地追求共識和統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將旅游理論統一到某一名或某幾名學者的學說上，否則必然是樹立學霸。方法論也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總結和提煉出來的，能夠從本質上反映出該學科的自身規律。最后，學科建設者的科學素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這一科學素養的成就過程也只有在學術研究中才能實現。

二、旅游學科建立的三大基礎

學術發展規律表明，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需要具備三大基礎，這就是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在這一點上，旅游學科和其他許多學科在本質上沒有明顯區別，這是各學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學科之所以能夠區別于其他學科而獨立存在，一定有其個性，而且這一個性經常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由此看來，我們需要緊緊圍繞旅游學科的個性，討論其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旅游現象及其運行的形態、結構和規律，因此，旅游現象運行的個性從根本上決定著旅游學科及其存在基礎的個性。

1．文獻基礎作為旅游學科建立基礎的文獻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學術研究文獻。這是最重要的一類，因為建立學科主要依靠學術和理論方面研究。學術研究文獻有兩個突出特點。首先是文獻的積累和積淀從數量和質量上看都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是受旅游現象運行和發展進程及規律制約的，因此很難人為地擴張和拔高。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的旅游業是從1978年正式開始的。假設政府當年為了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要求科研機構研究理論問題，一年必須產生3000項研究成果。這種要求即使從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謂研究成果的質量卻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號、空談和脫離實際的“研究結論”之外，不會有任何有意義的東西。其次是文獻之間有一個傳承、繼承和不斷深化發展的關系。新的理論和研究成果總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礎之上，根據事實的發展變化提出，這里所稱基礎可以涉及數據、思路、假說、研究方法以至研究靈感各方面。新理論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的過程，從哲學上看，經常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第二大類是旅游實業界的經營管理運作文獻。這類文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學科并非是一個純理論學科，它與旅游業務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而且，從事研究和建立學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有效地促進旅游業務發展。實業界的文獻涉及范圍會很廣，可包括統計數據、經營管理流程設計方案、業務運作情況記錄、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這些業界的文獻為旅游學術研究提出要解決的問題，提供素材，啟發思路。第三大類是政府的相關法律政策文獻。各國政府通常都會對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對旅游事業發展實施宏觀調控。因此，這類文獻對旅游事業本身和與此密切相關的旅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尤其在中國這樣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的國家，政策法律文獻對旅游研究的重要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2．理論基礎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學說為指導進行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因此作為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多種學科的理論。至于旅游學科的理論基礎具體會涉及多少學科，目前尚難以最后確定，隨著旅游研究的不斷深入總會有新的發現。但是筆者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認為，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哲學基礎。這不僅因為哲學是眾多學科之母，不僅因為旅游研究需要哲學思維的總體指導，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過程中的確有一系列屬于哲學層面的問題，例如，旅游發展中各要素、各變量之間的邏輯和辯證關系、旅游發展規律。其二是社會學基礎。鑒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社會現象，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和規律的發現，需要社會學的相關理論作為基礎和指導。根據筆者的理解，社會學中的社會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等對旅游現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三是經濟學基礎。在旅游運行中會出現大量經濟現象，而旅游產業問題本身就是經濟學問題。因此，相關經濟學理論應作為旅游經濟問題研究的重要基礎。例如，市場供需理論、產業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其四是人類學理論，特別是文化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理論。這主要是由于旅游運行中會出現不同文化類型和作為其核心的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接觸、碰撞、沖突和交融。人類學理論正是研究和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理論。其五是環境科學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導旅游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最后是美學和藝術方面的理論。人們的旅游需求屬于一種高層次的文化需求。隨著人們旅游經驗的不斷積累，旅游質量的不斷提高，必然會有一系列審美問題和藝術問題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學者新的興趣之外，也會引起旅游學者的研究和探討。筆者之所以將上述幾個學科的理論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根據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旅游的研究和認識水平推測，上述問題是旅游運行所涉及的幾個關鍵性、實質性問題;二是從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現狀看，也主要是從這幾個方面對旅游現象展開研究并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筆者以為有兩種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其一，關于哪些學科是作為或應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問題，這里有一個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邏輯實證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逐漸進入所謂后現代主義時期，一些社會現象，尤其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單純用邏輯實證主義很難得到有效的解釋。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會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結構功能主義、新實用主義、現象學、符號互動等方面的理論學說，用于其旅游學術研究，后來發現許多問題從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論依據和較為滿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學科自身的理論建立之前，學者們主要是從其他有關或可能有關的學科出發，利用這些學科的理論研究旅游問題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各學科理論之間會圍繞著旅游現象的規律發生整合，形成能夠更為有效地分析、解釋和說明問題的新理論。走完從借用到直接應用的過程，類似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等理論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過程。

3．人才基礎

以理性思維從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學科還必須有堅實的人才基礎，對人才基礎有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穩定的隊伍。這不僅指從形式上有足夠的人員，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能夠堅持不懈地從事旅游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這些人應當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分工、專職研究人員和兼職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人才質量問題當然更是實質性問題。旅游研究的多學科性、綜合性、復雜性，對研究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學術道德和為學術研究工作熱誠奉獻的職業精神。其中，學術道德是一個合格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必須始終堅持的第一要務。第二是科學素養。旅游學術研究工作的性質和特點要求從業人員必須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必須受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系統訓練，具有堅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基礎和與此密切相關的研究方法論基礎。能夠始終如一地做到從事實本身出發研究問題和思考問題，盡量堅持價值中立，較少受個人主觀臆斷或個人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堅持邏輯思維。第三是文化素養。此包括旅游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個人文明素養和對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學、藝術等相關學科的興趣、知識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潛質。悟性潛質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識面和理論功底的基礎上，并經常與之呈正相關關系。此外，還包括對旅游中異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興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這一能力對旅游研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三、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論

旅游學科要成為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不僅要有體現自身特點的理論，而且這些理論之間不應是各自獨立，相互無關的學說單體，必須構成從某些共同規律和原則出發，相互之間有著內在邏輯關系的理論框架。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在嘗試研究和提出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但是筆者以為，旅游學科畢竟尚未正式形成，畢竟是一個發展中的新學科，因此，不宜過早地做出結論。較為妥當的做法是學者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觀點和假說，經過一個百家爭鳴，大浪淘沙的過程，最終使符合科學規律的結論自然形成并被公認和接受。根據筆者的理解，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可以分為基礎理論、專業理論和應用理論三個層次。

1．基礎理論基礎理論是旅游學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論，其研究對象是整個旅游現象運行的結構、形態和基本規律，其適用范圍為整個旅游學科。旅游學基礎理論為本學科中各個分支性專業理論提供依據、原則和指導思想。首先是旅游學基本原理。需要說明的是，旅游學基本原理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書《旅游概論》，后者從總體上看只是對旅游或旅游業的一般性介紹，并未在學科意義上成為系統理論。迄今為止，國內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旅游學基礎理論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謝彥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礎旅游學》，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學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學原理》。兩位學者在理論體系、方法論等方面有較為明顯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兩部《旅游學原理》盡管同屬于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內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與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進展。它是作者十余年來對旅游現象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稱，是旅游現象運行及其規律的系統理論陳述。第二是旅游發展史。旅游發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在于它并不是旅游發展過程的簡單描述，而是運用經濟史、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等方法論對旅游現象產生和發展演變過程進行縱向研究，并且從這一研究過程中探索旅游發展規律，預測旅游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和全球的旅游事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導性理論。第三是旅游學說史。旅游學說史的作用在于對學者和學術界關于旅游問題的各種理論學說進行梳理。從這一梳理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學術界是如何對旅游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各種學說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當時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別是如何有效地指導了當時的旅游發展實踐;各種學說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擯棄。在旅游學說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旅游學術活動自身的規律，指導學者科學地從事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

2.專業理論

專業理論是在旅游學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關于旅游現象及其運行的各個分支性專業領域的理論學說。筆者根據旅游現象運行的實際狀況認為，旅游的專業理論包括旅游經濟學理論、旅游宏觀管理理論、旅游法學理論、旅游社會學理論、旅游人類學理論、旅游環境與生態學理論、旅游文化藝術理論等。旅游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旅游運行中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例如旅游的需求與供給、旅游產業和產業鏈的形成和演變、國際旅游中的外匯收支平衡。需要說明的是，旅游經濟學并不是旅游和經濟學的簡單疊加，由于旅游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無形性等特質和規律，使旅游運行中經濟問題與有形物質產品中的經濟問題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別。雖然學者們最初是運用一般經濟學原理研究旅游中的經濟問題，但最終形成的科學的旅游經濟學將是旅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化合物”而非“混合物”。旅游宏觀管理理論的主要作用在于為國家和政府相關主管機構對旅游活動、旅游業以至整個旅游事業實行宏觀調控提供理論依據。目前，無論在發達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在越發重視對旅游實行宏觀調控。這種調控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也必須是建立在科學和理性的基礎上，這就需要理論的指導，否則很有可能違背旅游發展的客觀規律，使該國旅游發展遭遇挫折和損失。旅游法學理論主要用于指導旅游現象運行和旅游事業發展中必然存在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之所以認為必然存在是由旅游現象性質決定的。其思路如下:旅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因此，旅游的有效運行必然要求法制，需要通過立法手段規定旅游活動和旅游業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與旅游經濟學類似，旅游法學也不是旅游和法學的簡單疊加。同樣由于旅游的文化性質，使旅游法上的權利義務責任與普通的民事法律關系或經濟法律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區別，遂使旅游法學成為專業色彩較濃的法學。旅游社會學理論重點用于研究和解決受旅游現象和旅游發展影響已經出現和行將出現的社會結構、人口、勞動力、家庭等方面的變遷問題。較為典型的例證是:一些原先的農業地區建設為旅游區，原先的農民離開土地甚至離開家園，與此同時，外來的大量旅游者和旅游開發商涌入，人口和勞動力的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并由此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這些都是旅游社會學需要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旅游人類學是旅游學基礎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理論有機結合的產物，其研究對象是旅游運行中不同文化類型以及作為文化問題核心和靈魂的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接觸、碰撞、沖突和融合。在旅游過程中，主人和客人往往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來自不同地區的客人所屬的文化背景又不相同。如何有效地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使旅游順利發展，并在旅游發展中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吸收和交融，促進各自的和相互的文化發展與進步。此外，還有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商品化問題、道德規范變遷問題等都是必須認真解決的課題，旅游人類學在此類問題的解決中能夠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旅游環境生態學理論側重研究和解決環境和生態與旅游發展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問題。目前，此類問題在一些旅游接待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旅游接待地已十分明顯，旅游污染甚至不亞于工業污染，從而構成對當地居民正常生活和生存的威脅，已經引起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密切關注。發展旅游環境生態學理論，有效地指導各國和整個國際社會解決旅游環境問題也是當務之急。最后，旅游文化藝術理論是隨著旅游現象的出現和發展，從一般文化藝術理論中衍生出的新的分支，其內容涉及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各方面。旅游文化藝術理論對于豐富文化藝術理論的內容，促進新的藝術形態和形式的產生，指導作品的科學創作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5)

關鍵詞:生態旅游；研究開發；問題；建議

1993年9月第一屆東亞地區國家公園與保護會議(北京)通過了“東亞保護區行動計劃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態旅游”的定義；1994年成立了中國生態旅游協會（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雙版納發表了《發展我國生態旅游的倡議》，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旅游研究開發的關注；1996年6月召開武漢國際生態旅游學術研討會，同年10月推出的《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1997年12月，與生態旅游密切相關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開“亞太議員環發大會”第六屆年會主題為“旅游與環境保護”；國家旅游局將1999年定為“生態環境旅游年”，首次承辦了主題為“人與自然”的“中國昆明‘99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國學術界發表有份量的生態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國土資源部建立11個首批國家地質公園，2005年首批國家礦山公園掛牌,意味著我國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向理性發展。我國生態旅游業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時由于不規范的過度開發和落后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生態旅游區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旅游廢物的處理并不比處理傳統工業三廢容易，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超負荷運行必將導致景觀的消亡和旅游景區的毀滅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的。

綜上所述，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歷史短，發展快，存在問題多。

一、我國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誤區：

1.生態旅游內涵界定生搬硬套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多，創新少。許多研究者頻頻引用某某外國專家對生態旅游的定義以示正統或經典，缺乏創新,實際上外國學者對生態旅游的界定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2.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概念界定爭議很多，溝通少。有代表性的有盧云亭（1996）從旅游開發和經營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金鑒明（2002），楊富泉（1995），郭錦超（1997）持類似的觀點；張廣瑞（1998）從旅游需求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種“有目的的旅游活動”，李緒萌（1995），張延毅（1997），劉健生（1997），王興國（1998），王爾康（1998），陳立軍（1998），劉家明（1999）的觀點與這相近似。李東和等（1999）認為從供給者（開發者，經營者）的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需求者（旅游者）來看，生態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形式或旅游產品。筆者認為雖然存在上述爭議，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生態旅游概念內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嚴重的生態旅游概念泛化傾向。生態旅游概念泛化是將生態旅游內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體泛延，其具體所指模糊化的現象。例如有人認為生態旅游既是生態工程又是旅游活動，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旅游均稱為生態旅游，認為中國生態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馮天駟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組織（WTO,1997）在“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中指出生態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場中僅占3%~7%，中國生態旅游真得那么旺嗎？生態旅游概念泛化的結果是引起認知混亂，最終導致消費者對生態旅游失去興趣引發生態旅游市場的崩潰。

(二)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足

我國生態旅游研究歷史短，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夠，目前尚未到形成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為特征的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只在旅游容量（環境承載力）等個別領域開展研究工作，如崔鳳軍[7]等（1999）在泰山名勝風景區案例研究基礎上提出一套由生態承載量、資源空間承載量、心理承載量、經濟承載量四部份組成的適用于山岳風景區不同功能類型區的量測模型。

我國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比較零散，公認的基礎是有關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其次是文明社會中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態哲學意義的“生態美理論”和建立在人與自然協調論和生態人文論基礎上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論”。顯然，我們在以生態旅游市場主體（生態旅游業從業人員和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如消費行為理論）研究不足；針對生態旅游市場客體（有形的，無形的生態旅游資源）的基礎研究，如資源規劃與管理、旅游地學等方面不夠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幾乎空白；生態旅游企業營銷環境研究，尤其是社會人文生態旅游環境的研究更少。

二、對策

（一）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積極參與生態旅游的開發,在實踐中實現創新

“生態旅游”是一個正處于發展的概念，它的內涵和本質特征有待于人們深入研究，但是理論源于實踐，目前，我們的研究者應該采取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到實踐中去領會生態旅游的真諦的態度，從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及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總結歸納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旅游內涵。

（二）中國傳統文化應融入生態旅游理論中促進理論本土化

生態旅游理論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盡管其概念界還無法統一，但是其概念內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這與我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謀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歷代諸子百家都力圖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協調，和諧與統一。西漢董仲舒繼承和發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無為為之之謂天”（《莊子·天道》）等諸子觀點，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思想體系，首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類與大自然要和諧共處，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絕不能盲目地破壞自然規律，使自然生態失衡，一旦失衡必將自食其果。麗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與東巴文化強調人與自然協調的傳統不無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生態旅游理論有許多相似的理念，我們應該將它融入到生態旅游理論研究中，這將有利于挖掘和弘揚傳統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態旅游理論的本土化，將對研究中國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保護發揮重要作用。

（三）拓寬生態旅游理論基礎，提高生態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對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比較零散的現實，拓寬理論基礎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學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學是運用地學的理論方法為旅游資源調查，規劃開發及保護工作服務，從而促進旅游業發展的一門邊緣學科。生態旅游資源中的地質旅游資源、地貌旅游資源、水文旅游資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學問題?？梢?，旅游地學與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密切相關。目前已建立的國家地質公園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礦山公園無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態旅游熱點。生態旅游和地質旅游的對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險游，沙漠景觀探險旅游，焦作市云臺山世界地質公園旅游開發及廣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險游和全國性的漂流旅游熱等等。

（四）加強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整合研究

我們發現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規律的。一般情況下，自然生態旅游資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對封閉的地方（以滇西、湘西為代表的西部地區），也常常保存有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狀態，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加強兩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護和繼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例如，東巴文化與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認識“香格里拉的魅力”，體會東巴文化“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識結構,引導生態旅游企業貫徹“社會市場營銷”理念

傳統旅游管理類人才培養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識結構方面存在自然科學知識面不夠寬的缺陷，生態旅游知識更是不足，從而造成我國生態旅游產品設計、開發和資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現狀。在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開展消費者教育，并將之滲透到企業營銷的各個環節，讓消費者在享受生態旅游樂趣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生態旅游的內涵提高生態環保意識。讓政府管理層和旅游業從主人員在實施生態旅游開發的過程中更加深刻體會生態旅游環境效益外部化和內部化的內涵，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環境保護對企業乃至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促使他們轉變觀念，主動地考慮社會長期利益即生態旅游環境保護，正確處理好消費者利益、企業利益及社會長遠利益三者的關系，真正實現以社會市場營銷理念為生態旅游企業經營理念，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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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盧云亭．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發展[J]．經濟地理.，1996，16（1）．

[3]張廣瑞.．生態旅游的理論與實踐[J]．財貿經濟，1998，（8）．

[4]曉，彭建．生態旅游內涵辨析[J]．桂林旅游?？茖W校學報，2001，12（1）．

[5]李東和，張結魁．論生態旅游的興起及其概念實質[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9，（2）．

[6]崔鳳軍，楊永慎．泰山旅游環境承載力時空分異特征及其利用強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潤．生態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6)

（一）當代旅游景區社會文化市場化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現了文化市場化的特點，而這種文化市場化的發展也是存在著利與弊，文化迎合市場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文化的認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能更好的促進文化的建設，給文化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這也在一些方面上給本地旅游文化帶來新的問題，這種市場化的轉變需要文化本身適應市場，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獨特性與自然性，表現為文化的大眾性，在這基礎上一些不被游客認可的旅游文化將會被淘汰，而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獨特的價值，這就給我國的問文化領域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不僅是中國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遺憾。專家為此討論正在這種變革的發展中怎樣保護那些有價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發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場化中找到屬于自己合適的道路。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問題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現代的文化體驗頗多，但是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現傳統文化的離我們而去?，F代更多的旅游是傾向于現代的人文和自然資源，而傳統的應有的風格的文化已經衰退下去。這是我們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面對這種傳統的衰落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當代的旅游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各抒己見，看法不一。但是在對傳統文化的利用上表現出明顯的不足，這也是當今制約旅游業發展的一大問題。傳統文化是我們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產，如果把傳統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來，我相信無論是在旅游業上還是在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上對我們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進步。著個問題的研究是學者們看到了傳統文化的價值，這是好的現象。不斷衰退的中國傳統文化需要被重視，需要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出應有的價值，著對于旅游、經濟、社會來說都是一個發展與進步。

（三）旅游文化與民族文化的轉向問題

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化存在著一個轉變的方向，這深深的表現為民族文化的異化問題，這種異化問題表現在旅游文化為使其自身存在競爭力對民族文化的改造上，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為一大熱點問題，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樣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來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國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國家民族的多樣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前提與基礎，旅游文化的發展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這種民族文化的轉向也為雙方的發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視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發展環境，也是國家的文化實力不斷提高，進一步促進文化的共同發展，旅游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形式，也會促進其發展，專家們的討論與研究為這種轉變提供了理論的支持。而旅游文化與民族文化是一種文化的兩個方面，不能等同混為一種，這種轉變充分展示出兩種文化的內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對景區自身的文化影響問題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來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區本身也存在著自己的本地文化，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產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會想成對旅游文化風景區的不同理解，旅游區游客的一部分認同，與一部分不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不認同的游客會給景區帶來負面的作用，這就給當代的旅游文化帶來了不利影響，導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現在其自身的設計與變革，、適應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這個轉變本身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景區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與喪失等，研究人員看到了這種影響，努力找尋旅游文化的發展方向。解決這種矛盾成為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

（五）當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問題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也是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是內部研究為主體還是外部研究為主體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見解，與其說這是一場對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不如說是對旅游文化的自身與內容的地位問題存在分歧，也就是說現在在旅游文化的領域內對理論研究存在明顯的不足，對旅游文化的整體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討論中更是有對其旅游文化的界定問題產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專家的討論對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的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六）當代旅游文化發展建設問題

旅游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設上與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區別，面對這種文化的建設問題許多專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對旅游文化宣傳的這一方面上的問題，因為旅游存在多種那么這種宣傳也是多種的，這就個文化的宣傳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而且對旅游文化的建設者的素質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存在區別，很難鑒定這種素質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規則來提升對建設者的要求這才能有效的建設旅游文化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在旅游文化的應用問題上也是一大難點，對此研究的程度也較高，許多專家為此進行討論怎樣應用，應用到的地區和范圍都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

二、中國旅游文化未來發展趨勢

（一）向文化方面轉變中國旅游業

在近年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國悠久深厚的文化資源。2002年，海外游客對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調查中，五種游客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文化類型就占了四種，其中對華僑的調查，文物古跡名列第一位。這主要得益于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人們的素質不斷提高，因為文化做為精神方面是對精神上的提高，當代社會下人們已經有以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在自然與文化之間，人們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養與對文化與知識的理解，都對文物古跡表現出濃濃的興趣，在黃金周期間，故宮的旅游人數更是創下了史上之最。這種回歸文化的勢頭還會繼續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個質的轉變，華僑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來源于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所以在當前情況下，文化的作用不斷突出。這也體現出人們的態度的轉變過程。文物古跡作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傳承中有其獨特的作用。所以這種旅游文化的未來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向這種文化的轉變。長城也是文物古跡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國家的優秀文化，游客的認可也顯示向文化轉向的發展。

（二）生態保護與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強

中國具有發展生態旅游的良好條件，但是由于中國的生態旅游業開發歷史較短。中國的生態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發展起來的。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建立，將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起來。此后，森林公園建設以及森林生態旅游保護的發展突飛猛進。這在旅游的發展過程中有了一個明顯的態度的轉變。我國面積廣闊，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旅游的開發要與當代的生態保護有機的結合起來，這是對旅游開發的首要條件，我們需要經濟發展，但是我們不能沒有環境，而這種生態保護也是促進旅游發展的重要支柱。只有當地的生態保護做的到位，旅游景區的質量的不斷增強，才能招攬大量的游客。例如對我國地區的開發與利用，對藏羚羊的保護尤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是難得的自然資源，作為國家的資源，保護要第一位，為此隨著旅游的開發，生態保護也會得到加強，而游客的增多也為當地的風景區帶來大量的資金來做生態環境保護，這種雙向的互動，是當代旅游文化發展的一大趨勢。

（三）旅游文化內涵

價值提升旅游產品開發從“外向型”向“內涵型”轉變實現旅游產業利益最大化和不斷發展，關鍵在于開發利用各種文化資源，滿足人們對旅游產品和服務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內涵的過程中，建立產業良性的內部運行機制和外部發展關系，從而提升產業素質，獲得可持續發展。旅游文化內涵價值的不斷提升是人們對旅游的文化的認同的表現，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們對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內涵，不斷豐富自身所體現的內容是旅游文化發展的一大動力。人們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場景中發展與利用，外在型與內涵型是旅游產品的在發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已經不能滿足對文化產品的外向型的需求，這就為旅游文化向內涵型發展提供了動力。這種文化內涵價值的提升也促進了旅游文化自身的變革與發展，是從廣眾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內向型的轉變的深刻體現。而且研究發現這種轉變的趨勢將會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體發展，這種旅游文化內涵價值的提升是一大當代旅游文化發展的趨勢。

三、結語

中國旅游文化論文篇(7)

[關鍵詞]城市旅游；旅游發展；旅游研究

一、國外城市旅游發展研究

對城市旅游的研究興起源于城市旅游的快速發展，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城市普遍出現制造業長期衰退、高失業率現象，在創新城市經濟的過程中，旅游業作為一門新型產業因其良好的產業特性和符合消費時代需求的巨大發展潛力推動了城市中心區的復興，在1990年代快速成長為一個顯著而有特色的研究領域。對城市旅游研究的關注主要來源于現實：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解決旅游者需求的增長，特別是對歷史城市旅游的需求所帶來的到訪率增長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很多城市，特別是老工業城市將城市旅游作為城市復興戰略的政策。

城市旅游的需求與供給研究。供給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市場和形象研究。城市旅游產品研究，包括城市吸引物研究、城市文化旅游研究、城市遺產旅游以及城市事件旅游。城市旅游影響研究，包括經濟影響研究、社會文化的影響研究、環境影響研究、居民影響研究，以及其他因素對城市旅游的影響。城市旅游管理與規劃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管理研究、城市旅游規劃研究、城市旅游的空間結構研究等。除此之外，學者們還對“困難地區”的旅游、城市旅游統計的標準化和城市景觀評估的信息系統等進行了研究。

二、國內城市旅游發展研究

隨著中國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旅游理論的研究方興未艾。理論界對旅游經濟、旅游管理、旅游資源開發、旅游學科體系建設等主要研究領域進行了多視角、多層面的研究探討，為中國城市旅游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和技術指導。根據近年來中國城市旅游研究的現狀，選取旅游經濟、旅游管理、旅游開發等方面的研究熱點問題為線索，理清其主要的理論觀點，梳理和勾勒出近年來中國城市旅游理論研究的主要特點及學術前沿態勢。

2000年和2001年的旅游研究側重于旅游業發展和旅游行業發展現狀、旅游資源開發等方面的研究，這與當時全國許多省(區、市)幾乎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將旅游業列為本地區的主導產業或列為當地優先扶持發展的產業現狀有關。2002年和2003年在旅游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旅游規劃創新、旅游產品的設計開發等方面的理論有了深入地研究，旅游資源的開發研究有趨熱的表現。2004年和2005年的旅游研究朝著實證和規范的方向發展，旅游研究的視角更為寬泛，研究主題的趨熱點不明顯，各個層面的研究趨于平衡。生態旅游、民俗旅游、會展旅游等特色旅游產品的概念和開發思路更為明確。旅游社會學、旅游文化學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受到學者的重視和更多參與。

近年來對城市旅游產品的開發，開始觸及溫泉旅游、影視旅游、俱樂部旅游等休閑娛樂產品和旅游紀念品的開發。城市旅游的研究對旅游經濟、旅游規劃理論和實踐、旅游企業經營管理及發展模式的一般理論的研究一直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重視。對旅游經濟和曾經對旅游業產業地位、產業政策、旅游發展階段、旅游市場化發展與政府行為、可持續旅游發展、旅游管理體制改革等爭論不休的焦點問題的研究落在更有現實和發展意義的遺產旅游保護和利用的研究上。

中國旅游城市國際化、世界化理論的提出，為中國城市旅游的研究落定了座標，明確了方向，有越來越多的旅游業內人士及專家學者對中國旅游城市如何登上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舞臺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分析對比，理論著述以及相關戰略對策，為中國城市旅游的發展注入了更為積極的抗爭因素，有力激勵了中國旅游城市創建的市場。

由于城市旅游的基本概念存在著諸多外延，無明確一致的定義，又無成功的旅游城市發展經驗以供借鑒和推廣，導致我國城市旅游研究的體系建設相對落后，使現實的城市旅游經濟行為的研究缺乏理論基礎和背景，難以形成“真正的”城市旅游學的系統理論。另外，我國對旅游城市的研究視角過多集中在對旅游客體的評價和開發上，缺乏以社會學、倫理學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動對旅游主體在文化、心理、行為等方面的影響；對于國際旅游前沿問題，缺乏將需求導向型與技術導向型有機結合的理論平臺；目前國內旅游研究尚未真正涉及的領域是性與旅游、賭博與旅游等與中國社會倫理文化發生沖突的敏感性問題，但這是理論界在研究旅游與現代性之間關系不可忽視的現象，城市旅游所追求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理性需求刺激與理性的傳統文化之間存在著突出的矛盾，這是我國研究城市旅游活動國際化、市場化必須正視的課題。

參考文獻

[1]谷明，國外濱海旅游研究綜述，旅游學刊，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