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1)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綜述

中圖分類號：D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別探討了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的“三農”思想

理論界對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的“三農”思想分別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別是關于鄧小平的“三農”思想研究成果相當的多，在人大復印資料上可以收集到的僅1998年到2001年專門研究鄧小平農業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關于的“三農”思想，學者們進行專門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進入筆者視野的著作有鄭以靈的《農民觀透視》、陳高同、趙素芬主編的中國農業發展叢書中的《與中國農業發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以論文出現的研究成果有鄭有貴在《黨的文獻》1999年第3期上發表的《的“三農”現代化思想與當代農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見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從研究內容來看，學者們重點研究了新民主義革命時期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理論、和建國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理論。

關于鄧小平的“三農”思想研究成果不僅數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廣，從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各個相關方面都有論述，呈現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學者們重點對鄧小平農業發展思想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發掘和解讀，同時不少學者還從鄧小平農業發展思想的理論來源、主要特點和重要意義以及其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方面進行了探討。關于鄧小平的農業發展思想的內容，學者們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論述，一致認為它包括：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要科教興農；因地制宜，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學者們認為鄧小平的“三農”思想具有求實性、創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辯證性的特點。同時，學者們還指出了鄧小平“三農”思想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他們認為從理論上講，鄧小平“三農”思想在農業合作制、農業現代化、農民脫貧致富等方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業思想，從實踐上看，它在我國改革開放后的農業經濟實踐中起到了科學指導的作用，從而使黨在“三農”工作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對的“三農”思想進行專門研究的也不太多，還未見以著作的形式出現的專門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經濟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農”思想的內容，如顧龍生等所著《經濟思想研究》。以論文形式出現的專門研究成果有王駿在《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上發表的《試論的“三農”思想》，他從基礎論：“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改革論：“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論：“必須轉變農業的增長方式”；中心論：“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創新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等幾個方面全面論述了的“三農”思想的內容，同時指出了其鮮明特點。關于的“三農”思想研究其成果還可以從于法友在《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 2期上發表的《論對鄧小平農業思想的完善與發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歷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武力在《黨的文獻》及其主編的著作《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中以歷史時間為線索分若干階段詳盡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歷程。

陳承紅在《農業考古》2006年第3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人的“三農”探索》以中國共產黨的四代領導集體的“三農”思想為線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三農”問題的探索歷程。

孫仲彝在《上海黨史與黨建》2006年9月號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的實踐及歷史經驗》一文中，也是以歷史為線索分兩個大的階段和若干個小階段用詳盡的資料闡明了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歷程。

馮雷、田立春、劉大蓮在《中共濟南市委黨校 濟南市行政學院 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上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兼論中共三代領導核心的“三農”思想及其理論貢獻》，從奠基、形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領導核心的“三農”思想的發展歷程。

此外，廣東省教育廳社科規劃重點項目“當代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研究”的最終主要成果、秦興洪主編的《共和國農村的發展道路：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選擇》，這本書全面闡述新中國50年來中共三代領導集體對農村發展道路的選擇，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三農”思想發展歷程。還有學者從某一特定階段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三農”思想歷程，如何麗芬在《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上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的歷史進程；華中師范大學劉國武2005年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對“三農” 問題的認識歷程。

3 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的巨大貢獻

盧文在《中國財經報》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發表《中國共產黨在“三農”問題上的巨大貢獻――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別從“三農”的涵蓋的三個方面將中國共產黨在“三農”問題上的貢獻闡述為：在農業上的貢獻：實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實行科教興農戰略、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走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之路；在農村問題上的貢獻：一貫重視農村、使農村經濟轉向商品、市場經濟、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工業化，促進鄉村城鎮化、使農村進入小康；在農民問題上的貢獻：注重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農民的組織程度和素質、組織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幫助農民實現歷史性的大轉變。

中共南京市委黨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增刊――《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論文專輯》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在“三農”問題上的理論和政策的突出貢獻包括：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在理論上闡明了“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找到了一條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下解放出來的道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揭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這一科學規律，并將“農業是基礎”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之一；在如何發展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上，我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解決了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制度創新和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體制創新；在探索中國農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徑方面，中國共產黨人歷經探索完成了從集約經營――無工不富――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發展小城鎮――稅費改革等一系列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的過程。

馮雷、田立春、劉大蓮在《中共濟南市委黨校 濟南市行政學院 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上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兼論中共三代領導核心的“三農”思想及其理論貢獻》指出，、鄧小平、作為我黨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們的“三農”思想為我黨開辟中國的革命道路、中國的改革道路和中國的跨世紀發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貢獻，也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 總結了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經驗

李明、郭宇在《科學社會主義》2006年第1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經驗》，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認識和解決“三農”問題上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主要包括：必須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改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必須從全局出發，鞏固農業基礎地位；必須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出發點；必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依靠農民群眾推進農村改革的偉大事業；必須堅持和發展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堅持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必須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正確處理黨同農民的關系；必須從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高度認識“三農”問題，進行制度創新，統籌城鄉發展；必須高度重視農村民主法治建設，促進農民人權事業發展；必須加強農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全面推進農村小康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武力在《黨的文獻》、《光明日報》及其主編的著作《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強調：新中國成立55年來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有不少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包括：實事求是是形成正確認識的基礎；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為本是形成正確認識和決策的前提條件。

5 關于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三農”思想的比較研究

學者們將中共領導集體的“三農”思想結合起來進行了比較研究。如李建寧在《攀登》2001年第4期發表《、鄧小平現代化思想之比較》，鄒開明、周世慧在《黨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發表《鄧小平農業思想的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大學李晉玲在《生產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發表《、鄧小平農業思想的差異分析》，閔帥、陳洪勛在《菏澤師范?？茖W校學報》2003年第1期上發表《關于與鄧小平農業發展思路的比較》，黃世賢、黎紅剛在《江西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上發表《鄧小平對農業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郭翔宇在《學習與探索》 2003年第1期上發表《同志對鄧小平農業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學者們一致認為與鄧小平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農業發展的途徑、農業發展的規劃及經營體制的制定、發展農業采取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農業戰略目標的政策構思上，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鄧小平繼承、發展了農業思想，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思想。有的學者還從知識背景和經歷、所處的時代背景、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產生差異的原因，他們認為在農業基礎地位的認識上、農業和農村具體工作思路上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農業思想。

這些專著和論文從不同視角，不同側面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的“三農”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觀的成果，成績斐然。但是，隨著我國“三農”實踐的推進，相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理論支持來說，這只還是一個初步研究，理論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處。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重復性研究比較多，綜述研究太少，無論是整體研究，還是專題研究都需要大力開拓新領域。特別是對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領導集體的“三農”思想的研究、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內在關聯性的研究、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現實指導意義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這就有待于后來者的不斷努力。

參考文獻

［1］武力，鄭有貴主編.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1）.

［2］陸學藝著.“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J］.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

［3］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當代農業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

［4］李建寧.、鄧小平現代化思想之比較［J］.攀登，2001，（4）.

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2)

論文題目：X市農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

一、選題的依據

(1、選題所屬研究領域;2、選題的應用價值;3、國內外相關研究概況及發展趨勢)

(一)課題所屬研究領域

1、論文選題屬于公共管理領域，具體研究范圍是X市農村社會穩定問題。

2、論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謂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是指鄉鎮和涉農街道區域內的社會穩定問題。

(二)課題的應用價值

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是當前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關系到國家發展大局，就是所謂的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農村的社會穩定一直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也是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難度最大的一項任務。特別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出現，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加快，我國農村的社會矛盾呈現復雜化和尖銳化的特征，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農村社會穩定出現了新變化、新情況，加之全國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風俗習慣、群眾素質基礎等各不相同，社會穩定問題也有其差異性，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農村工作的重要任務，看清現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對策是實實在在做好農村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

(三)國內外研究概況發展趨勢

1、國內研究概況及發展趨勢

農村社會穩定問題一直是國家和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專家和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社會和政府管理問題，特別是近十年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由于城鄉二元經濟構的形成，由于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由于農村資源的爭奪，由于農村民主進程的推進，給農村社會穩定帶來了新問題，農村穩定問題成為各級政府研究的重點問題，專家學者也發表了很多關于農村穩定方面問題的學術研究報告，主要研究包括兩方面內容：

一是農村地區不穩定因素的主要表現及原因。表現在體制機制問題、基層組織建設問題、群眾自身素質問題、社會管理問題等;二是解決農村地區社會穩定問題的主要對策和建議，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國外研究概況及發展趨勢

在發達國家維護社會穩定是一個系統工程，既有技術性的方面，也有體制性的方面。他們的社會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問題，直接由基層引起的社會問題較少，針對社會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對策。由于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的不同，從經濟上、貧富差距的解決上來看，社會保障是影響到社會穩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通過建立相對健全制度來緩解社會壓力。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參差不齊，社會問題也各有不同，總體上還是在保證政權穩定的同時，處理國內引發的各類社會矛盾。

二、研究內容和方法：

(1、選題的學術思想、特色和預期達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內容要解決的實際問題;3、技術路線和技術措施;進度計劃)

(一)選題的學術思想、特色和預期達到的成果和水平

1、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是擺在市鄉兩級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分析社會穩定因素，有解決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針對性方法。

2、本論文的特點是針對性、可行性和應用性。一是論文針對X市農村的社會穩定問題進行分析，具體對X市農村社會穩定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探索，并針對X市社會穩定問題提出對策。二是論文可行性是在通過最具X市代表性的L鎮社會穩定問題的經驗和教訓進行剖析和總的基礎提出來，具有現實可行性。三是論文中既有社會穩定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又對當期和今后一段時期社會穩定形勢做了分析，在此基礎提出的對策具有實際應用性。

3、本論文從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入手，列出社會不穩定因素，合具體鄉鎮特點，分析原因，找準對策，為進一步引起各級政府對農村社會穩定工作的重視，為今后X市政府和維穩部門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參考。

(二)研究內容及解決的問題

1、論文主要研究農村社會穩定問題，包括農村社會穩定的意義，不穩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決方法，確保社會穩定。

2、論文目錄

(三)技術路線和技術措施

1、技術路線

2、技術措施

(1)文獻法：對國內外相關文章進行搜集、閱讀、整理、分析。

(2)座談法：訪談相關街道、鄉鎮、部分村的書記，就農村穩定、工作進行討論、交流。

(3)調查法：查找相關維穩及政府組成部門在穩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進度計劃

20xx.6-20xx.9論文開題報告與文獻綜述

20xx.9-20xx.11問卷設計、發放、收集整理、數據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論文前三章，論文中期檢查

20xx.1-20xx.4完成論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論文初稿，論文預答辯

20xx.5-20xx.6論文審查、修改，論文答辯

三、開題條件(根據專業學位情況填寫)

(一)學術條件

本人1995年參加工作以來十五年在鄉鎮、街道工作，做過一般辦事員、副職領導和主要領導，幾乎每天都從事農村維穩工作，了解、思考、探討、決策過農村穩定工作。2011年參加了大連理工大學MPA學習，已讀完該專業的全部課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識，具備了一定的運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導師H教授從事公共管理和哲學教學和研究并經常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導下，使我具備了撰寫論文的學術條件。

(二)設備條件

課題具備研究所需要的計算機、網絡設備、打印設備等硬件條件。

(三)經費概算和落實情況

研究所需費用已落實。

四、文獻綜述和調研報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頁)

參考文獻

(1)張小平楊伍保.淺析群體糾紛對農村社會穩定的影響及對策[J].理論導報，2009，(3)

(2)于風偉商同杰.和諧社會下的農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J].科教文匯(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農地征用時農村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及其治理對策[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9，(1)

(4)杜勝利.正確處理農村利益分化與農村社會穩定的相關性[J].經濟研究參考，2008，(36)

(5)田法成.改進農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風維護農村社會穩定[J].現代農業，2008，(7)

(6)黃建固.加強農村土地管理維護農村社會穩定[J].現代鄉鎮，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國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和固定化問題》，《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6年第9期

(8)吳忠民：《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問題研究》，《東岳論叢》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訪潮與中國糾紛解決機制的路徑選擇》，《暨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頓著：《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

(1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版

(14)劉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興洪，廖樹芳，武巖：《近50年來中國農民收入變動的特征》，《學術研究》，2003年第11期

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3)

今年以來，三農問題被提高到“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工作被強調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會各界便紛紛熱炒“三農問題”。此刻應該提示的是有關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廣泛討論和相關政策研究。茲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現了改革以來首次農民收入連續3年增長速度為負數的情況。農業部范小建副部長曾經騎自行車考察20多個縣，他關于農民負擔過重的政策建議得到當時農業部劉中一部長的重視，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屆八中全會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過關注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意見。

1993年農業部劉江部長組織大批干部下鄉蹲點，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農村司杜鷹司長通過安徽調研寫出了“一個農業大省面臨的困境”，也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當年5月《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解決農業問題“功夫在農外”。

此后，由于中國經濟進入高漲和“過熱”，這些同志所提出的問題被宏觀環境的變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蓋了。

1994－1995年糧食產量在需求拉動和價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時候，少數堅持搞農村基層調研的人提出“新一輪糧食過?！钡目赡?，1995年有“關于農業農村問題的不同意見分析”，以及對過度緊縮影響就業和內需的不同意見，1996年則有“糧食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等文章引起討論。1996年秋季，以“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為標題的文章，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明確分析了“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對三農問題的影響?！?/p>

綜上所述，所有這些從基層調研出發、比較實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發生在1997年再次出現“賣糧難”之前，對那以后的問題，確曾提前予以警示?？磥?，不是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不到位，而是總理所強調的“科學決策”客觀上沒有條件實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一、“三農”問題是怎樣被提出的？

社會上一般誤認為“三農問題是近年來才被決策層采納的”。但有“溫三農”綽號的溫鐵軍卻不能茍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決策咨詢》編輯部記者采訪時，針對性地回顧了十多年來關于三農問題的提出和觀點的形成過程。

記者：溫鐵軍同志，從我能夠搜集到的資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作為兩個制約三農問題的關鍵提出的。我們的問題是，您為什么把農民問題置于三農問題的首位，為什么說“中國并不是一個農業大國而是一個農民大國”？還提出“中國還沒有形成真正的農業經濟科學”；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進行綜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農之外，這如何理解？

溫鐵軍：看來，你們是有備而來。但這幾個問題在我1993年以來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詳細的說明，拿來讀一下答案就出來了。為了不耽誤讀者的時間，也給你們一個“獨家”，我想換個話題。

安徽不僅是大包干的發源地之一，其實，也是我們10年前討論并且基本上形成三農問題的主要觀點的地方。因此，盡管我歷來不愿意參與北京學術界的爭論，但卻認為應該把三農問題提出的過程作為背景介紹給安徽的讀者。

其實三農問題的有關討論的源頭是比較遠的，并不是近來才提出。而且應該說是科學決策的產物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說遠，可以從1985年農村政策部門提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討論開通城鄉的政策算起；因為從那以后，耕地的“雙重功能”問題、“8億人給2億人搞飯吃”的問題等等，農村政策負責人早就都提出來了。其實，我們歷來就強調城鄉二元結構屬于中國的“基本體制矛盾”，直到去年黨的十六大把這個觀點寫入正式文件。所以，應該說經歷了18年的反復了。

說近，可以從1991年后的關于農民負擔的調研和政策討論算起；從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們關注的農村的稅費改革、金融改革、機構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種“農業外部”宏觀環境的改革早已相繼進入試驗課題，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說最近，也得從1996年“三農問題”這個概念的正式見諸報刊發表算起。那以后的問題，似乎更加復雜、日益嚴峻。因此，最少也有7個年頭了吧。

1985年農村政策部門提出的開通城鄉的建議沒有條件實行。1988年價格改革失利、通貨膨脹發生，1989年搞“關停并轉”導致城市“三角債”、經濟下滑，在這樣的宏觀變化影響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開始連續3年下降，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時，農業部范小建司長（現任副部長）騎自行車微服私訪了20多個縣，了解農民負擔問題，并把調查結果上報給農業部，指出農民收入下降導致相對負擔很重，已經影響到黨和農民的政治關系。劉中一部長對他的調查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并且力排眾議，決定以個人名義實事求是地向上匯報。這時期，還有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前后的很多討論?？梢?，90年代初期就已經發現并涉及到了三農問題的相關內容，政府有關部門是清楚的，只是還未引起社會上足夠的重視。

第二次關于三農問題的深入討論是在1993年。政府換屆之后，農業部的劉江部長組織人員到各地蹲點，當時農村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同志（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農村司長）帶人在安徽蹲點，對財政、金融、稅收、計劃和工商等各部門做了大量調查，形成了題為“農業大省面臨的困境”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那時就已經強調，農業農村問題涉及到包括財政、金融、稅收、計劃和工商等的宏觀政策和外部環境，不應該再就農業談農業。劉江同志也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93年年中，我作為調查組成員，根據安徽調查在《經濟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題為“汝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的文章，認為農村問題主要受宏觀政策影響，而不是簡單的農業問題。

之后的 1993到1996年期間，由于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經濟進入高漲期，需求拉動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收入又有增長，農村困境相對緩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農村問題的聲音雖然小了，但討論卻在不斷深化。

一方面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朱副總理曾經強調“三不”，即：土地不能動，糧價不能低，負擔不能重；另一方面，從1993年開始，在和陳俊生等領導同志的指導下，現在人們重視的問題，如土地制度、稅費與農村管理體制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農村金融改革和鄉鎮企業的股權交易，以及西部貧困地區和山區、牧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都已經列入政策試驗課題。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江總書記提出四個方面的問題,指出三大差距在擴大,并警告這樣下去“恐會釀成大禍”（后來此話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認識上有所轉變。例如，當時盡管沒有宏觀部門統一協調，但仍然形成國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動聯合起來，開展農村小城鎮改革發展試驗的現象，并在江蘇昆山召開了第一次“小城鎮改革與發展經驗交流會”。這在25年的改革決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決策研究領域的大多數同志對三農問題的認識還是比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數千萬農民工進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也提出來了。隨之，國務院發展中心、中國社科院、農業部農研中心等8個單位的專家聯合研究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這就涉及城鄉二元結構如何突破、城鎮化如何發展等課題。具體政策實驗也相繼開展?？梢哉f，從90年代以來，隨著農村問題不斷演化，有關部門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體做法。

在1995年秋糧上市之前，我們對中部糧食主產區進行調查。認為用價格政策過度刺激糧食生產，會導致1995-1996糧食年度出現過剩。在一次全國政協召開的座談會上，我把糧食可能出現過剩的問題提了出來。與我同感的還有前國家體改委農村司的李鐵，不過，那時我們確實是“少數”，盡管也匯報了，可那些跟從主流的人卻沒反應，我就寫了“糧食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大膽分析“豐收的代價”，從糧食周期這個農民都懂的常識談起，分析糧食問題與財政、金融、外貿等宏觀政策的相關。這與1993年寫“功夫在農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糧價繼續提高、繼續刺激糧食高產，因此，當年糧食產量提前4年實現了20__年的糧食產量目標。從當時來看，以糧食為主的農業確實挺上去了，以糧為綱的感覺似乎又有了。但其結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沒有隨著糧食產量而增長上去，也就是說，消費并未增長上去。簡單說就是：有了20__年的糧食產量，而沒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現過剩。正是基于此，“糧食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一文才被許多報刊轉載，大家開始覺得這種提法有意思了。學術界也有類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學宋國清教授關于糧價被動地受物價指數影響的量化研究，針對性地對當時主流認定糧價帶動物價的觀點提出反詰。

1997年后糧食果然積壓，重現了1984年糧食大規模增產后出現的賣糧難問題。因此，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又連續下降，農業農村的矛盾又開始凸現出來，繼而引起了那種“王顧左右而言他”式的討論。我又寫了有一定針對性的“關于農業農村問題的不同意見分析”先內部征求意見，到1996年秋季，我在《戰略與管理》上公開發表了“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綜合以往政策試驗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認為只有宏觀政策對應解決，或緩解這兩個基本矛盾，三農問題才能得到合理地解決。

至此，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概念正式見諸報刊。需要再次強調一下，三農問題的提出過程由來已久，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一致的，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從1985年“開通城鄉”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調查、劉中一部長對調查報告的肯定，和十三屆八中全會前后的討論；再到1993年杜鷹同志主持在農業大省安徽的調查被劉江部長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關于糧食政策的不同意見……；總之，大凡了解農村基層的政策研究人員從來都堅持認為，農村問題主要是宏觀方面的問題。

二、“三農”問題是怎樣被研究的？

記者：這期間，決策層對解決三農問題搞過一些試點嗎？

溫鐵軍：在1993-1994年期間，直接受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的農村實驗區辦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試驗課題，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那時就認為，稅費改革是

深化農村第二步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但之所以這樣強調，是因為當時是把稅費改革與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結合在一起。

這與后來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稅改與糧改相結合的辦法本來就是基層創造的，很有“中國特色”：在免除農民稅費的同時，一畝地繳一百斤糧。全國當時2億畝耕地，那么國家會得到至少20__億斤的糧食儲備，足夠平抑市場，不用擔心糧食安全問題。而且，這20__億糧食是按公糧方式收的，沒有成本。正常情況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億斤糧食就夠了。當時全國有5個省份分別布置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有的地方農民繳100斤糧食不夠，提高到120斤，復種指數高的“噸糧田”也不超過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這些糧食折算成現金，農民負擔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實，堅持農村調查的人當時不光是提出問題、進行調查，而且還通過實驗進行具體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長期發展的政策試驗課題外，1993年還在河南搞了商、糧、供、貿、物五大流通系統全面改革的流通體制改革實驗。也就是說，無論是發現問題還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單純農業領域中了。

客觀上看，1995年我們為什么說“糧食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1996年又寫了“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其實主要就是根據上述的實驗課題，根據基層的經驗，從客觀實際入手，逐步創造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條件。因此，1993年以來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據基層經驗和科學試驗提出的，相關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綜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溫總理強調的，改變那些不適合或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或者上層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種理論，也不能就糧食談糧食，就農業談農業。需要認真反思 ，不惟書、不惟上，重新端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

三、由決策層的重視到全社會的關注

記者：決策層和全社會是如何重視和看待三農問題的？

溫鐵軍：中央對這個問題在政策層面上的認識也是在不斷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蘇南視察，指出鄉鎮企業是農村發展的大戰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鎮化是個大戰略。同志對

我們在政策科學中的試驗和國家各有關部委在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決策的科學性逐漸在中央層面上反映出來。1998年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正式形成了一個政治局討論通過的跨世紀的農村工作指導性文件。之所以說這個文件的意義非常重大，是因為它把家庭承包、鄉鎮企業、城鎮化都作為農村發展的大戰略肯定下來。尤為重要的是，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開宗明義地指出，農村改革是黨領導下的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這個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

接著，1999年前后，中央的農村政策討論中就不再單純強調以往的農業結構調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謂農村經濟的重大戰略結構調整，這是十五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在決策思路上的一個重大提法，它與以往在決策領域中做的研究和實驗還是相關的?？梢?，中央對三農問題認識的程度是相當高的。

在中央科學決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據那幾年的課題研究和在中國農大做的博士論文摘要，改寫成“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讀書》雜志上，不僅把現在的三農問題，也把100多年來歷史上的三農問題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進一步把課題報告擴充為一本書，正題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副題還是“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沒想到的是，課題和文章都分別得了獎。這也許表明了學術界的認可。到這時，三農問題在理論上的梳理大體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給朱總理寫了一封信，把三農問題形象概括為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同期，1999年上海學者曹錦清到河南農村基層考察以后寫出《黃河邊上的中國》；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發的一系列的事情，寫成《我向總理說實話》，于20__年出版，進一步引起社會廣泛反應。他們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傳推動作用。

到這時，政策理論成果有了，社會反響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農問題的提法寫入文件，就正式變成一個不僅為決策層理論界關注、而且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四、“三農”問題在政策思路上的變化

記者：從你的介紹可知，黨和政府歷來對三農問題非常重視。那么，決策層如何破解三農難題？

溫鐵軍：城鄉二元結構的概念第一次寫進十六大的文件中，這是從1995年2月同志對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來的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變化，這表明我們黨已經把城鄉差別當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阻礙。說明新的領導集體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了中國進入21世紀后所面臨的主要矛盾。這是對90年代以來三農問題清醒認識的結晶，是與時俱進的直接表現。

十六大之后，離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而重點難點都在農村。今年1月7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和總理對這些問題的表述非常之客觀，非常之現實，反映出“實事求是”這一黨的優良傳統在十六大和今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上都有明確的體現。三農問題在黨的領導同志交接班的時候得到特殊強調，在以總書記為首的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日程中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一個最重要的提法：“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中”。與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目標結合在一起，把三農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著今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又把三農工作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對我們從事農村研究的人來說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為有了這樣的高度重視，最近一兩年，所有關于三農問題的討論都在廣泛地展開，比如農村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稅費改革與基層管理體制改革問題，以及農村土地問題、農民權益問題、村民自治問題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縣西柏坡講的“兩個務必”，這對我們關于三農問題嚴重性的討論具有高度的指導意義。如果我們好大喜功，文過飾非，不能堅持“兩個務必”，就無法討論今天嚴峻而復雜的三農問題。

記者：那么，有哪些跡象表明三農問題正在從政策層面上加以解決？

溫鐵軍：我們應該看到，這兩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三農問題上都有很明確的政策思路。具體表現在“十五”計劃提出“以人為本”，提出每年轉移農民工進城的具體目標，并強調了城鎮化和鄉鎮企業的發展?？梢哉f從“十五”計劃以來，中央高層的政策思路是越來越清楚。再比如，盡管通過農村稅費改革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試點遇到很多困難，去年仍然下發了“兩辦”文件強調農民負擔“一票否決”，農民負擔是“高壓線”，誰碰就摘誰的烏紗帽。接著，今年國辦一號文件出臺了打破一切限制農民工進城的政策。要促進農民能夠通過非農就業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礙，使進城的農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給農民工以國民待遇的問題正在通過打工的政策得到體現。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貨”是，今年農村工作會議強調了財政新增的科教文衛開支，要向農村基層傾斜。另外，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又特別強調了發展縣域經濟，發展鄉鎮企業和城鎮化。

最近，溫總理又提出了農村金融改革的問題。信用社正朝著農村合作銀行改制，農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在溫總理的高度關注下，國土資源部正在總結允許農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一級市場的各項實驗經驗。進入一級市場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設允許農村集體土地入股；工商企業用地允許農村集體土地租賃。這就是說，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給農村和農民。并且中央正在出臺文件，嚴格限制征占范圍，只有純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場。此外，在計劃投資上，開始強調和 農村、農民直接相關的一些領域要增加投資。比如說，適合農村發展的道路建設、水利建設，以及其他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六小工程”，將成為今后的農村投資重點。財政正在增加向農村轉移支付的力度?？傊?，黨和政府不僅在認識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開始向農村和農民傾斜。

綜上所述，中央對三農問題的政策思路越來越清晰，這將有利于三農問題的緩解和解決。

記者：但是我們在基層還可以隨處看到鄉鎮企業頻頻倒閉、農民土地被征占……

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4)

在張虎林教授看來，時下中國夢應該是“強農之夢”，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夢想?，F在“三農”問題很多，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大力氣去解決。

“農民的兒子”為農民

談到自己的人生經歷，張虎林首先強調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他出生在山西省左權縣羊角鄉盤腦村，抗戰末期參加過兒童團，1948年底因父親早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而和母親一起輾轉來到河南息縣、潢川、信陽等地，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光。195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經系，開始了他“三農”事業的第一站。當時正值“反右”教學改革，大學四年有一半的時間在農村。這個時候張虎林開始全面了解農村，了解農民，掌握了大量的基層情況，這為他日后從事的“三農”事業奠定了實踐基礎，后來張虎林又讀取研究生，在校時大部分時間學習資本論、哲學、歷史等課程，更加強化了他的研究理論基礎。

1959年“信陽事件”發生了，浮夸、虛報蔚然成風導致嚴重后果。還在上大學的張虎林突然接到消息：在河南信陽做專員的父親因為抵制浮夸風，堅持實事求是，被打成右傾?；蛟S是“信陽事件”啟發了他，讓他從小就樹立了矢志不渝的“三農”情懷。

1965年1月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紅旗》雜志編輯部農村組工作。在《紅旗》雜志工作期間，參與了幾次中央重大會議，養成了從宏觀上、理論上、全局考慮問題的思維習慣。1975年，張虎林被分配到北京市農委所屬的農村干部管理學院工作。

1978年，張虎林正式調到中共中央黨校工作?！霸邳h校我基本什么都做，干了一圈?！睆埢⒘中χ貞浀?，“先是去了學員部搞教學工作，同時擔任了黨校?？洕M主編。1990年擔任省部班教學組長，還總結出一套教學經驗?！睋私?，當時除了學習，還給省長部長們安排了課余勞動，每個人都得打掃院子。這個班上的人，有的現在已是政治局委員。

之后，張虎林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辦公廳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組織部部長。時光如梭，在張虎林擔任組織部部長6年的時間里，他仍然時刻關注著“三農”并參加農口重要會議。從80年代初開始他連續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參與制定五個“一號文件”。 1998年，他提出研究“三農”問題并申請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叭r”問題研究中心，這是中國首次成立把“三農”問題作為課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機構。1999年還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為時三天的“三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全國性研討會，從此揭開了中國“三農”研究的序幕。

張虎林談到，“從2003年開始，中央把三農問題擺到了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10年來，連續制定了10個一號文件解決‘三農’問題。加上80年代初的5個中央文件，一共是15個?！彼J為，城鎮化重點在建設農村而非城市。新農村發展了，自然而然城鎮化就形成了，而且不會帶來很大的副作用以及后遺癥。

情系民生 筆耕不輟

退休后，“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成為張虎林的頭銜，也是他最喜歡的稱呼。他也終于可以如愿以償能靜下心來研究、寫作，作品也相應多起來。

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國農村經濟學》、《農村經濟學》、《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講話》、《跨世紀的角逐》以及參與寫作的《中國農村經濟管理概論》、《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探索》、《當代中國經濟建設》等共二十多部作品。

這些著作中有許多新思路、新觀點受到了決策層的重視，在各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張虎林說：“有人讓我研究局部。但我認為，研究局部影響不了全面，局部解決得再好，也不會影響全面效果?！?/p>

此外，張虎林還創辦了《市縣領導月刊》雜志和《三農研究參考》內參，每天都將大部分時間用在調研和寫作上。但他對“三農”研究從未間斷，他的“三農”政策建議和分析觀點，不時見諸各大媒體，他的身影更是經常出現在各類涉農活動的現場。

2003年，政策開始向農村傾斜，張虎林連夜寫了4000多字的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文章，將“去費免稅”列為重點，并刊登在《三農研究參考》內參上。文中強調“三農”的重要性，闡述了“三農”是國民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黨和國家建立和穩定的基礎，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去費免稅”。

“去費免稅”這個建議最終被中央采納了。2004年兩會提出五年內免除農業稅，后來改成三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黨的十以來，全國各界關于“城鎮化”的討論日益熱烈。

今年3月，在一個新型城鎮化的學術論壇上，張虎林再次闡述“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并指出城鎮化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好“三農”、為了提高農民的素質、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

“城鎮化的重點要放在建設好新農村上，而不是說擴建城市或解決城市問題?！睆埢⒘肿允贾两K都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才是中央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出發點。

出新書問診“三農”困局

張虎林編著的《張虎林文集》，已由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出版，書中針對三農問題的犀利觀點，引起廣大讀者強烈共鳴。

該文集分為三農篇、理論與實踐篇、演講篇、榆下論叢及媒體訪談附錄。

“在所有的文稿中，本人均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呈現給讀者的都是原文原貌?！睆埢⒘终J為，這樣可以使文章具有歷史感、歷史的印記。

張虎林在前言中談到了自己做人、作文和做事的原則。他指出：“無論在何種環境和情況下，均堅持說實話、辦實事，不邁一步虛步，而是一步一個腳印。一切都堅持實事求是，這樣工作和生活起來，會很踏實，也很充實?！?/p>

該文集集中問診了中國三農問題。與一般人從城市發展來考慮城鎮化的視角截然不同，張虎林自始至終都強調，三農問題才是中央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出發點。為什么要搞城鎮化？因為推進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張虎林認為這才是城鎮化建設的根本理由。

他澄清了城鎮化的一大誤區，即把城鎮化只看作是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在這一觀點的主導下，“在哪兒修建新城市”取代了“如何建好新農村”的命題，使得城鎮化更像是一場以忽略鄉村為代價的造城運動。張虎林直言不諱，“我對城鎮化中的‘化’字不太感興趣，因為提到‘化’往往帶來很多不科學、不實際的東西，容易走偏，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

近年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等規劃和政策相繼出臺，卻收效甚微，甚至南轅北轍——城鄉之間的差距未見縮小。

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5)

【關鍵詞】農民工 問題 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鎮）和鄉鎮企業就業，形成了農民工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黨的十七大明確要求：“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近年來，農民工問題不僅引起了各級政府和其他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成了國內外許多理論工作者學術視野內的熱點問題?？茖W需要積累，任何科學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勞動基礎上進行。筆者對已有的國內外關于我國農民工問題的研究進行一次文獻梳理，力求從中吸取營養，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簡單重復勞動、“坐井觀天”、“盲人摸象”現象的出現?，F將近年來的研究綜述如下。

一、國內研究現狀

1、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同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一樣，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也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變遷，一共可以劃分為特征不同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這10年間，農民工流動經歷了從發軔到廣泛發生的變化，尤其是1984年后發展較快，但學者關注的焦點始終停留在農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到第二、三產業的轉移上，而對于農民工跨地區流動研究很少顧及，基本上沒有相關的專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幾個較年輕的研究者率先對10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進行了調查，寫出《資源、包袱、財富》的研究報告。第二階段，1988-1992年。這一階段出現了大規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但總體上說，這一段多為應急的、對農民該不該流動的評價式的研究，缺乏規范系統的調查分析，研究滯后于實踐。第三階段，1993-2000年。這一階段的研究，由三個大調查開始，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和農業銀行調查系統對26省1.4萬農戶的抽樣調查，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所做的10省75村調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聯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辦公室在15省28縣、28鎮、28村所做的調查研究。隨后，較為突出的是，原勞動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和大學、民間調查機構，組織8個課題組，匯集多學科力量，從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還有國際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門和地方的調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現實的狀況一舉改觀，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階段，2001年至今。其特點是研究與政府決策、制度創新更緊密地結合。政府按照市場經濟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的方向，及城鄉統籌、公平對待的原則，調整有關農民流動的政策，對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鄉統籌、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等大背景下展開。這一階段最具歷史意義的是：2006年1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2006年3月國務院研究室了《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國務院建立了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

和學術界一樣，社會其他各界對農民工問題上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過程。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較大分歧，很多人把農民工視為“盲流”，不許進城，到處驅趕、阻截、強制遣返，同時對外出就業的不利因素進行了廣泛報道。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以及事實的有力說服，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思想才逐漸趨向統一，人們開始正視這一現象，冷靜客觀地看待此現象并開展調查研究，認為農民外出就業是一種理性選擇，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種客觀必然現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國的一些社會問題，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管理問題尤為突出。在“非典”的發展擴散過程中，大批農民工在“非典”高發期從高發區不顧風險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農村擴散的直接原因，而農民工的大批回流，與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機制、管理機制的不健全直接相關?！胺堑洹敝?，社會各界對農民工問題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人們開始較為充分地認識到這個群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開始注重保護這個弱勢群體的權益。

2、一些學者和具體工作部門從各學科角度對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進行了研究，出現了一些論著

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和一些具體部門通過調查研究，在農民工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馬俠的《當代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遷移》（1989）和李夢白等人所著的《流動人口對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及對策》（1991），可能是國內最早的研究農民工的專著，但這兩項研究都主要是從人口學的角度進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榮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國農民的就業問題》（1993）、衛興華的《潮落潮漲――民工潮透視》（1993）、龔益鳴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亞愚主編的《中國農民的社會流動》（1994）、余大興等的《腳下的長路――中國民工現象透析》（1998）、龔維斌的《勞動力外出就業與農村社會變遷》（1998）、白南生等的《回鄉，還是進城？――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編的《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2003）、崔傳義的《中國農民流動觀察》（2004）、李強的《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2004）、劉懷廉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等等。此外，還有大量的學術論文，比較有影響的有：王漢生的《“浙江村”：中國農民入城市的一種特殊方式》、田凱的《關于農民工的基本現狀和城市適應性》、李培林的《流動民工社會網絡與社會地位》、孫立平的《中國農民工的流動》、池子華的《中國“民工潮”的歷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團中央權益部的《當前“民工潮”現象的特點和分析》、趙樹凱的《秩序沖突與治道變革――關于農民流動管理問題的研究》、周大鳴的《中國農民工的流動――輸出地與輸入地的比較》、李強的《中國流動城市農民工問題》等等。博士碩士論文主要有：劉應杰的博士論文《中國城鄉關系與中國農民工人》、劉小年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工的行為分析：政策過程的視角》、廖龍輝的碩士論文《城市外來民工犯罪的社會學分析》、呂柯的碩士論文《“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和途徑》、王紅艷的碩士論文《作為群體研究的農民工地位問題》等。

這其中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聯合國糧農組織委托、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中國8個單位進行農民流動的研究，福特基金會項目官員麥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設計和實施了這樣一個意義深遠、富有遠見的組合式資助項目，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如：黃平主編：《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1997）、趙樹凱：《縱橫城鄉――農民流動的觀察與研究》（199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村勞力流動的組織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狀況的調查，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趙樹凱、北京零點公司、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等對北京農民工的調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國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團中央權益部在北京、廣州、深圳、煙臺五城市及湖南的調查研究以及近年來一些學者（陸子修、史賢華、李玉江、程道平、唐曉騰等）對安徽、山東、湖南等勞力輸出大省農民工流動的調查研究。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農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對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原因、外出方式、農民工特征、從事的行業與工種分布以及回流后對家鄉、家庭及其個人的影響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從流入地的角度對農民工就業方式、行業與職業、收入、工作與生活環境、權利保護、管理、社會交往對象與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研究農民進城的意義、我國農村發展道路以及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問題。

二、國外研究現狀

1、國外關于中國農民工問題的專門研究成果總體來說不多

改革開放以前，外國學者很難獲得中國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對于農民工這一特殊現象，研究得較少，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較早對包括遷移問題在內的中國人口問題進行較為全面介紹與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國殷實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當代中國人口》，該書由鮑斯頓（Dudley L.Poston，Jr.）和約基（David Yaukey）主編，不少作者是中國學者。不過，在該書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對我國的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問題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資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現在看來很多觀點未免覺得有些膚淺甚至過時。近年來，國外學者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我國人口遷移現象的興趣越來越濃，研究者越來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異，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國外出版的幾本關于中國的著作就有我國學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國人口學者馬俠與林肯（Lincoln H.Day）合編了《中國的人口遷移與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遷移、人口結構與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書中，關于中國問題用的是北京大學的馬戎與吉平寫的兩篇文章（馬戎：《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的城鎮居民以及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吉平：《民族不平等與社會結構同化：中國的新疆自治區》）。

2、國外經濟學界對我國農民工問題的研究

發展經濟學較早地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人口遷移現象進行研究，而且影響較大。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發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首次提出、后來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的理論。費景漢（J.Fei）和拉尼斯（G.Ranis）認為，劉易斯模型沒有考慮到農業本身對工業的貢獻，因此他們在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由此產生的剩余產品總量的增長。托達羅（M.P.Todaro）也注意到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過度遷移帶來城市就業狀況惡化的情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托達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國內遷移人口的特征、遷移過程以及遷移原因，從而建立了著名的托達羅模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茨（T.Schultz）則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對人口遷移現象進行了研究，他強調的是遷移對遷移者本人的好處，特別是經濟上的收益，而且舒爾茨分析的還是更為寬泛意義上的人口遷移，不僅僅是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以上幾位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遷移現象的研究的著眼點仍然是城市，他們從城市就業的角度來考察分析這一現象，對農村人口遷移之后給農村社區帶來的影響很少研究。盡管托達羅的分析也涉及到農村社區的發展狀況，但是他們的落腳點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很少涉及遷移人口對農村社會結構以及人們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的影響。

3、國外社會學、人口學界對我國農民工問題的研究

隨著發展經濟學對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思考，國外人口學、社會學者也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流動問題。社會學家對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遷移現象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社會學家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聯合國其他組織以及一些大的基金會（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遷移現象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結構、人口遷移的地區分布以及遷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狀況進行實地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做了一定的理論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界開始對前一階段的調查研究資料進行理論分析，試圖尋找出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一般規律，建立進行恰當解釋的理論模式。美國布朗大學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與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國的斯凱爾頓（Ronald Skeldon）教授，都對發展中國家人口遷移現象作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近二十年來，關于發展中國家人口遷移的研究中也意識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別是忽視人口流動對流出地影響的研究，不少學者在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分析與評價

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可喜的成績，但仍存在著不足。

國內近年來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較之對這一問題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從成績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從研究的學科看，已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人口學、文化學、統計學等多種學科參與了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這有助于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均注重從各自學科的理論視角出發，從不同的方面來探討農民工現象，形成多角度、多層次、多方面的研究，從而形成更加豐富的解釋。

第二，從研究的內容看，農民工問題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大致包括：農民工流動行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動因、流動方式、社會網絡、組織化程度、家庭模式、主體意識、失范等；農民工內部分化或分層狀況，比如不同來源地、不同職業群體的研究；農民工群體與社會的關系，比如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社會排斥和不平等、有關管理和政策；這些更加豐富了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較為注重社會調查方法，比如問卷調查法、個案訪談法，也運用了實地研究、文獻研究的方法，這樣使獲得的資料更加具體、豐滿，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釋農民工現象。

第四，從研究的價值看，由于多學科的參與、多視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內容的廣泛，研究的結論，無論是描述還是解釋，都更為豐富、更為具體，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農民工問題。已有的研究結論不僅使農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針對性、現實性和前瞻性，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開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參考價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論性、學科性和科學性，充分顯示社會科學在認識這一現象中的意義。

顯然，國內學者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研究者的調查對象看，大都從某一城鎮或地區、某幾個城鎮或地區選取，不注重比較調查研究對象之間的差異性，研究者調查中的具體方法和指標也不盡相同。因此，不同學者研究的結論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準確性便大打折扣，更難以解釋對同一問題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結論。

其次，從研究的學科看，缺乏多學科、多視角的共同研究、綜合研究，故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不免全面性不夠。農民工問題是一個復雜的課題，如果單純從某一學科入手，而不是綜合運用系統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很可能導致研究成果的偏執。而且農民工作為一個新興的工人階級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工農聯盟理論，但至今很少有學者把農民工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視野和范疇。

再次，從研究的內容看，目前多數的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第一，理論界、政府部門至今沒有建立對農民工統計的統一的指標和體系，所以到底有多少農民工？他們是怎么分布的？他們的基本狀況如何？沒有確切的統計。這是一項基礎性的研究，統計不確切，必將給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帶來了極大困難。第二，學者們更多地關心農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觀分析，而對微觀原因比較欠缺；更多地研究農民工給流入地、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而對農民工對流出地、對政治、文化、社會造成的影響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農民工的生活狀態、就業歧視、權益缺失、自身素質、子女教育等方面情況的研究，而對農民工的流動政治權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狀態的研究和關注顯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釋農民工目前狀況，而對其發展趨勢前瞻性、規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對策建議，而可操作的具體政策、措施、辦法相對有限。

最后，從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現象描述多，規律把握、理論剖析不足，如現有許多著作大都是農民工弱勢生存發展狀態的描述，對這一現象背后的本質規律挖掘不夠。二是許多研究思維方式比較僵化，“一刀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應用不夠，如講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開放、先進、富有，說到農村和農民工則是愚昧、保守、落后、貧窮，然后再以此來區分、討論市民和農民工；論及農民工素質，絕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雖有個別學者也將農民工與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質做了比較，但不很深入。三是較少系統深入地比較分析古今中外農村人口流動的情況，缺少研究古今中外農村人口流動的共性和個性。

在國外，無論是國際組織還是一些知名專家、學者對中國農民工問題不僅從宏觀上對制度的設計、政策趨向還是從微觀上對技術性問題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其研究都達到了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但是，他們的研究大都沒有涉及中國所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尤其對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所出現的問題缺乏解釋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異，使得農民工問題的有關理論研究前提發生變化，從而導致研究結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義。比如，對于農民工問題研究與制度設計中的文化因素影響，西方學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關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研究無法完全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只能借鑒，不能照搬。研究中國的問題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我們可以利用其有關的研究結論，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作相應的修正，以解釋和解決中國農民工問題。

綜上所述，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的基本評價是：已經起步，正趨繁榮；但還不成熟，任重道遠。而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角度對中國農民工問題進行研究并不多見，正因為如此，有必要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中國農民工問題作一個較為全面、系統和深入的研究，雖然會有不少困難，但在這方面進行理論探索是很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

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6)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選題的背景與意義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國第一個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通過部分地方的試點逐步推廣建立起來了。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依托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成為制約經濟制度轉型和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解決農民老有所養的問題，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二、論文對立足于我國經濟發展和制度現狀，對現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在借鑒國外經驗與啟示的基礎上，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議。

研究的基本內容與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包括四部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概述、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現存問題及原因分析、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國際經驗及借鑒和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路與對策。第一部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概述包括養老保險制度的涵義及特征、構建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意義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演進三部分。第二部分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現存問題及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面臨困境的原因分析兩部分。第三部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國際經驗及借鑒包括外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及其特點和外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對我國的啟示兩部分。第四部分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路與對策包括建立健全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總體思路與基本原則和建立健立我國有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措施兩部分。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具體分析我國農村養老金保險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2、通過分析我國農村養老金保險制度的特點以及與國外的對比提出完善農村養老金保險制度的思路與對策。

三、研究的方法與技術路線：

本論文將主要采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將結合的方法：從對我國農村養老金制度內涵的梳理、意義的分析、制度演進的說明，然后深入到剖析我國農村養老金制度現存的問題以及面臨的困境，最后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提出完善我國農村養老金制度的思路與對策。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文獻研究法、實證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個案研究法、比較法、經驗總結法、描述性研究法、調查法等

四、研究的總體安排與進度： 一、2010-2011學年第一學期

1、2010年12月10日前：在查閱資料的基礎上，完成文獻綜述和開題報告等工作。

2、2010年12月10日：開題論證 3、對文獻綜述和開題報告進行修改

4、收集資料，修改論文研究框架，撰寫論文。 二、2010-2011學年第二學期

1、寒假：繼續收集完善資料，繼續撰寫論文，完成初稿。 2、開學：提交初稿，收集資料，反復修改論文。 3、畢業論文定稿

4、答辯階段(2011年5月22日前)：第一次答辯 5、答辯階段(2011年6月5日前)：第二次答辯

五、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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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長遠.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解讀及啟示[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7.8:17(4)：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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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農問題論文篇(7)

（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李長健武漢430070）

[摘要]在我國社會不斷現代化的時候，農民更加邊緣化，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積貧積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而人權問題解決的關鍵是憲法問題。從憲法角度研究和實踐對逐步邊緣化的農民弱勢群體的保護，是解決農民問題最根本、最基礎的法源性問題，是法學工作者研究和實踐解決農民問題的邏輯起點。以此為背景，文章從平等權、自由權、選舉權、教育權和財產權等五個方面，對我國憲法在農民弱勢群體保護方面的現狀進行分析，指出了我國憲法對農民弱勢群體保護存在的五大缺失及其影響，再而尋找從憲法法源保護農民弱勢地位的答案。

關鍵詞：農民弱勢群體，憲法保護，政治人權，農村承包經營權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被歸納在一起的，我們稱之為“三農”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世紀，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將使中國農業更加現代化，中國農村更加繁榮，中國農民更加富強。但我們更應該看到21世紀中國的復興、繁榮和強大，不解決十分突出的“三農”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問題，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現代化，中國法治化的社會理想也無從談起。正如“十五”計劃報告中所說：“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p>